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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提到一次——他都让我觉得这是辆“新车”，每隔一两个月，他都会在我耳边唠叨一次这辆车各部件的型号都匹配，不是随便拼成的。
这些话我听了两年还是摸不着头脑。
鲍勃在第十九大街与派恩大街附近租了带有独立车库的房子里的两间，住在车库楼上。他称房东为“老头、老太”，而且从没同他们讲过话。虽然两家的住处相隔不到五十英尺，他每月的房租支票都是寄过去的。
他步行去学校上班，卡马罗车只是偶尔用来去市里兜兜风，或是在周末晚上去希尔等学生常去的地方。有一次，他竟然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承认说自己开着宝贝车，在宜人的傍晚去市里转悠是想让周围的人看看他的车多酷，他说他知道其实无论是车还是他自己都极少引起周围人的兴趣，顶多只是被那些学生们嘲笑一番罢了。
鲍勃生来胸口那儿就有一块牛眼大小的胎记，他也习惯了别人的指指点点，对此他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老实说，学生们的嘲笑并没有让他怎么难过，让他难过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他的车很酷。
对鲍勃来说，这是很让他受不了的。
从去年起，他开始常常光顾博尔德的俱乐部和酒吧，每个月都要去好几次。虽然常常去酒吧逐店豪饮，但他每次都喝得不多——他
二十出头时有阵子酒喝得太厉害了，还发誓要戒酒。他也买不起夜总会里的那种酒，而且他也不愿在那些俊男靓女的光芒下走来走去。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说吧，鲍勃，你究竟为什么要去？”——他终于不得不坦白说他去夜总会是为了“看看那些人”。
我猜他指的是那些女孩子，但他不肯承认。所以我又想到了另一面，鲍勃也有可能是在看男孩子。他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承认他对任何一类人有暧昧的感觉或是性冲动。
他对自己爱去酒吧的原因就说了这些，他是去“看看那些人”。我不由纳闷：如果这种“看看”不是出于一时的性欲，莫非是窥淫癖？还是出于人类学研究？还是某个神秘的社会学实验？我猜了两年还没弄明白，每个星期二晚上，我做完他的咨询开车回家时，脑子里还在琢磨着他狭隘的生活圈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有那么多事我都不知道，真烦人。
我猜那些把鲍勃迷得神魂颠倒的俊男靓女大口喝下特制的鸡尾酒后抬起头，发现鲍勃正对着他们眨巴双眼，一定会跟我一样感到心烦。
我甚至有点怀疑如果鲍勃发现他的猎物已经有所察觉，他就会移开目光，我这么说是因为两年来，在咨询的时候，他和我的眼神交流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
据我所知，除了与大学物理系的女上司不可避免的接触外——就是她坚持要鲍勃接受心理诊疗的——他来我这儿接受诊疗几乎就是他全部的人际接触了。当然上网不能包括在内。虽然我估计他更信任我，但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他对学校上司的信任都是相当有限的，对我的就算多也不会多到哪儿去——在
偶尔的休假期间，他都不肯把他桌上的那盆秋海棠交给她照料。
他对我肯定算不上非常信任，因为他不肯采纳我提出要他接受精神药理诊疗的建议。我提过好几次，但都是轻描淡写。我希望适量的抗抑郁药能让他把悲观的情绪发泄出来，但通过药物改变他那种人格紊乱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得承认——想通过心理诊疗让他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极小。
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尝试。
鲍勃毕竟还是很信任我的，因为他每星期二下午4：45都会来找我。那是我们关系的根基。两年来，他只缺席过一次，而且四星期前他就已经提前取消了那次诊疗。一星期一次，四十五分钟，我们说好的。鲍勃知道诊疗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一百次诊疗后，他对诊疗时会发生些什么只有一个最模糊的概念。
我特地把他的诊疗费调整到原来的一半，这样他就不至于因为没钱而不来就诊了。鲍勃总是在每月最后一次诊疗开始前，不等我把账单给他就把钱付了。他每次都把支票封在同样的信封里，同样的折法，封两次，第一次把信封粘好，第二次再用两条斯科奇牌胶纸封好。
鲍勃的字又圆又小，好在还算清晰。第一次我是用放大镜看他支票上的数字的。我不知道大学信贷协会是怎样看清他的支票的，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看清了。
有时，我们的心理诊疗采用非传统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进行的交流在外人看来更像是社交技能培训，而不是心理诊疗。鲍勃对如何进行人际交流一无所知，跟艾斯伯格综合征与自闭症类似，主要特征为非语言交流障碍，语言交流奇特，社交中的自我倾向，对他人情感的认知化处理没有情感性的共鸣等。患者差不多。有时他是出于好意，但却造成无心伤害。有时他显得非常冷酷，而其实，他只是想自我保护。第一年秋天，我曾花了六次诊疗时间教他如何在学校物理系上班时，对走到他办公桌前说“早上好”或“您好”的学生做出不同的反应。
他过去一直这样回答——“有区别吗？”，对他来说，这个回答再好不过了。
说到在为鲍勃做心理诊疗过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随着诊疗次数的增多，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像豪猪一般容易相处的人。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反移情在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概念是治疗师自己还没有解决的心理情结，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被激活而将这部分内容投射到治疗过程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对他的困境产生了无限的同情。
我发誓要一直留心这事。
14
鲍勃同米勒一家的关系没有表现得很特殊或很有趣。他没有照看过马洛里，也不是米勒太太的高中同学。他跟他们不是朋友关系，也从没在他们的家庭假日聚会上扮演过圣诞老人。其实，鲍勃之所以跟小女孩失踪一案有关，似乎是因为他跟许多其他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的观众一样，看了之后心情沉重，而鲍勃似乎更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担心他再这么下去，就会轮到我因为小女孩的失踪而困扰不已，至少在每星期四十五分钟的咨询时段会这样。
鲍勃因为马洛里的案子而不知所措，我发现这点时，并没有十分激动。他告诉我他已经深陷其中时，我默默恳求：不，请不要这样。从临床诊疗的角度出发，鲍勃已经有太多的困扰。他同时患有那么多病症，没必要再对他说上一大通，让他多一层困扰。从自私一点的角度出发，我已经开始希望——就像大部分博尔德人一样——就让小女孩失踪一案随风而去吧，就当萨姆和他那些志趣相同的同事们说的都是对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失踪案。且不谈从黛安娜那儿听来的最新情况，我们希望马洛里·米勒仅仅是个普通少女，因为促使少女离家出走的众多糟糕的原因之一而自己跑掉了。
可我没那么走运，从鲍勃第一次说出她的名字——“那个马洛里，你猜她是跑了还是被绑架了？”——我就意识到我们得花上若干个星期二咨询的时间，就有关她的最新消息及她本人的故事喋喋不休。从他仔细翻阅《询问报》和《星报》开始——不是他买的；他从学生会那儿找了些被扔掉的杂志回来——我就开始被迫听他讲关于马洛里的小道消息，而这些消息从稍稍正规一点的消息渠道是得不到的。
这些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鲍勃曾因科比的事困扰不已，后来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事，当然还有斯科特·彼得森的事。这回也差不多。
我很不情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似乎都不能摆脱马洛里·米勒的阴影了。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那周的咨询跟以前的几次一样，鲍勃显得心不在焉，我们常常冷场。令我吃惊的是，结束前他提出一个以前从没提过的要求，问我能否在那星期的后几天再见一次面。
我是否看到了“圣杯”《圣经》故事中耶稣受难前与十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即“最后的晚餐”时用的杯子，后来给了亚利马太人约瑟，现在多指渴望得到但又不易得到的东西。——在对一个人格分裂患者诊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转机与希望？几乎不可能，但我仍欣然同意在星期四，也就是那一年的倒数第二天再为他做一次咨询。
15
那天晚上，我帮格雷斯洗澡时，电话响了。劳伦接了电话，她讲了几分钟，然后走进浴室，把一条毛巾和无绳电话一起递给了我。“黛安娜找你，”她说，于是，陪格雷斯在浴缸里玩耍时的快乐心情转为了这通电话带来的不确定的愉悦。
还好，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嗨，”我边打招呼，边走出浴室，穿过卧室，来到窗前，正对着山。月光下，山上还没融化的雪泛着荧光。
“我在想，”黛安娜说。
“嗯。”
“汉娜的事。”
我一点也不吃惊。从汉娜死后我们已经谈了十几次。我们会再谈十几次，然后也许再谈十几次。我的这个朋友喜欢把喜怒哀乐都大声说出来，她还在想着汉娜的死。
“这种事得花时间，黛安娜。一直如此。你知道，尤其是一年之中的这段时间，节假日更不容易忘掉。”
她叹了口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把一通用来安慰人的话咽了回去，又说，“没事，你接着讲。”
“如果她是因为跟马洛里·米勒见过面才死的，那怎么办？如果她就是因为那时见了这个孩子一面才招致杀身之祸，那怎么办？”
“嗯……我在听。”
“别这样，我讨厌这种口气。你觉得我疯了？难道你没这么想过？”
“实话告诉你，我真没这个想法。”其实我想到过——那么一瞬——但我不能这么承认，否则一不留神，又会惹得黛安娜的多疑症发作了，就好比把一条恶犬放进了一个洞穴，而里面住着一条龙。
“汉娜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有这个可能吗？”黛安娜声音低哑，感觉像有什么阴谋。我不明白。
“你在家吗？”我问。
“对。”
“你说话怎么那么小声？”
“我也不知道。不过说这种事时总该小声点的，不是吗？”
“没事，我只是有点奇怪。”
“回答我的问题吧。”她还是说得很小声。“汉娜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
“对啊。”验尸官的结论是死因“不明”。这无法说明汉娜是被谋杀的，也无法说明她不是被谋杀的。我们都知道黛安娜对这件事早有猜测。
她把她的推理全盘托出。“斯洛克姆找不出谁有谋杀汉娜的动机，对吧？”
“对。”我可以欣然赞同黛安娜的观点，斯洛克姆没查出作案动机，而且我还知道他也没能查出凶手的作案手段和时机。案件三要素他一个都没查出来。
“那么，如果动机在于马洛里告诉了汉娜某些事，某些需要保密的事，那会怎样呢？”
我想了想。不可能。时间上不可能。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一星期就死了。
“那她会说什么呢？”
“不知道。我认为你能够……猜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