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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
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日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阳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十七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张春桥《另一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张春桥《关于臧克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猖。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他早已不把老舍、郭沫若等放在眼里，自然也就以为鲁迅不足为道了。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猖”，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一九三四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文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的》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轧一脚，写篇文章。
当著名的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尽管与话剧界不相干，也钻了进去，拿出本子起劲地记，翌日，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肖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八月七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
“《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十七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二十一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二十四岁。
崔万秋其人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十八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三十元。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七月二十一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
《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大晚报》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一九三四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崔万秋此人，有着明暗双重奏。
明里，他是《火炬》副刊主编，人所皆知。
他也喜欢动动笔头，写写散文，发表小说，算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左倾作家。
他活跃于上海文坛，广交作家，出入于文学阵营之中。每当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们发表宣言、声明，在签名者的名单中，往往可以找到“崔万秋”三个字。
至于他暗中的身份，他的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动，他与张春桥的秘密来往，直到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他才终于“显影”……
崔万秋与姚蓬子同庆——生于一九○三年，比张春桥大十四岁。他与张春桥有着同乡之谊。张春桥在来到上海之前，是否认识崔万秋，不得而知；但是，张春桥一到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知己”，却是确确实实的。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当年的崔万秋，有着与沈醉相似的秘密身份，所以他们常来常往。沈醉在崔家见到了“四人帮”中的二分之一——蓝苹与狄克，足见崔万秋此人来历不凡。
崔万秋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关于此人的身世，很少见诸于文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