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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春节，常溪萍放假回去过春节。我于年初三晚上八点多钟回到学校。
刚到宿舍放下东西，有人就来告诉我，财经学院来通知，陈波浪“自杀”了，现在在市一医院抢救，常溪萍住在家里，怎么办？当时我和这人就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汇报。记得几人常委在场。他们已经知道陈波浪“自杀”了，当即要我们到财经学院、医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常溪萍家里，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住，当时打电话，派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上车……汽车到财经学院时，发现财经学院两派对立很严重……
我们从财经学院出来后，就到××路常溪萍家里。当时已十一点钟光景……我对常说，陈波浪自杀，你知道吗？常回答说，知道，小孩去看过了。我又说，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常说：自杀是判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又问常的态度，常说决不走她这条路。我当时告诉他，学校要他住到学校里去。当时常溪萍拿了一包被于，就和我们一起上车……
就从那一天起，常溪萍再也没有回家。
也就从那一天起。陈波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医院、学校，传到了许多地方。令人吃惊的是，迄今，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人还在说陈波浪“自杀”！
法西斯蒂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语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陈波浪被谣言泼上一身污水，迄今还未洗刷干净！
她用愤怒的声调，痛斥那无耻的谣言……
一九六八年，那是非常“革命”的年头，春节也“革命化”了：学校不放寒假，只在春节休息三天。
她被关押在学校。
就在年初三晚上，来了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用棍棒对她进行“审问”。
她的腿骨是被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打断的。她的七根晌骨也是被打断的。她被打得失去了知觉。
红卫兵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暴行，他们就放出了谣言：
“陈波浪跳楼自杀！”
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痛，在棍棒下活了下来。她斜靠在沙发上，那用不锈钢支撑着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终于说出了谣言的来由。
她说，那和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上海财经学院的组织部长和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被打得下肢残废，组织部长被打得尿血。她是挨打最重的一个。
就在她被驱出医院，躺在家里，生死维艰之际，传来了丈夫的死讯！
就在她如刀剐心、痛苦难言之际，那个“穿黄军装”的“造反派”逼着鲁江签字，不要常溪萍的骨灰……
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把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
一个戴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北京开来的特快列车，呼啸着驶入上海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个中年女人。她戴着眼镜，一个大口罩遮住大半个脸，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
她马上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几个红卫兵接走，坐上小轿车，直奔上海西区高级宾馆—一衡山宾馆。
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她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她一来，就被安排住进衡山宾馆。
然而，才住了几天，她就趁夜色浓重之际，戴着大口罩，跳上一辆铁皮车厢的三轮卡。卡车上虽然装着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却默不作声。这辆红卫兵的“宣传车”
消失在上海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经提及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Z的自行车。这时，Z既成了她的“两辆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就在她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公开露面了。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帐。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华东师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里——原来是要“揪出”
常溪萍！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X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指派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义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义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无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
“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