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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三十七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于,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帅。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义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一九六一匕年四月十九日厂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朔,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
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一如果有人投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她的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像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
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一九一二一年。一九四四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九五四年入党。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级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二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
“一儿五六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
方兆祥系张佩瑛问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一九五六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怵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三月三十一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来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一七九九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光发现,人一日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关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过六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
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四年十一件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令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科NO.5)
试制笑气(N“““2”””O,Nitrous Oxide)
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地点:租借上海虹桥路九六一开四号个中化学社之一幢红砖房(经市公安局消防处问意试制三个月)。
组织领导:上海市制药专业公司。
技术小组名单:
组长——高福为(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副组长兼顾问——郭星孙医师。
组员——
朱吟龙(开明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
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天明,万兆祥是我国策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十八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
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突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去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四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十六个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个兄弟。这二十四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致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