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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得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十八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
为此，《国闻简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华蒂社”的中坚
张春桥此人，小小年纪，倒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一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二十二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
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一九四八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一八九九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
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一九五三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一九五五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父：小职员。（张春桥一九三九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写《党员登记表》。）
本来，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自己所无法选择的。在填表的时候，如实地写，也就可以了。张春桥却不，像变戏法似的，他不时变动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的《党员登记表》。）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张春桥一九七三年填写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册》。）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惠卿生于一八九六年。
一九七七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四月一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四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一九三三年，年仅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十六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一九三四年天津的《当代文学》一卷五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作过如下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
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日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杜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十六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于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一个“文坛恶少”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
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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