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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