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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