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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到: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