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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了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作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逐的古画，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靹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烧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大主教堂尖屋顶上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烧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查阅发黄了的报刊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革命”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酋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藉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六十一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漏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解放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
——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
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葛正慧耐心地“辅导”着西安交大的红卫兵。
当红卫兵读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写的序言，葛正慧又进一步“辅导”他们读《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
自然而然，红卫兵们问：“狄克究竟是谁？”
葛正慧轻声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
“真的？”
“千真万确！”
红卫兵们第一次听说，张春桥原来是这么个人！
他们从多次的“辅导”中，知道葛正慧颇有学问，相信他不会说假。
红卫兵们的本意，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抓“叛徒”，不料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狄克”。
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材料。葛正慧在微笑中，把“炮弹”交到了红卫兵手中。
“狄克=张春桥”，悄然在红卫兵中“扩散”……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另一支兵马杀进徐家汇藏书楼。
虽说也是年轻人，挂着“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鲜红袖章，但显然要比西安交大的红卫兵的水平要高得多。用不着辅导，他们就已经知道“蓝苹=江青”。
这支兵马来自邻近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名唤“红影绢”。他们怀着一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赤诚忠心，前来查阅三十年代影坛报刊，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
他们在穿过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之前，对于“英勇旗手”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他们的心目中，将要编写的《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红线的代表人物是江青，黑线头目则是“四条汉子”。他们步入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为了查找“红线”怎样斗“黑线”的历史资料。
他们几乎已经能够熟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纪要》中，对江青作了高度评价：“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他们也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中，对江青的赞扬：“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面对这样的权威性评价，他们心目中的江青形象，如同他们厂里巨幅宣传画所画的那样：穿着军装，手持鲜红的语录，背后是哗啦啦飘着的革命大旗……
然而，这群年轻人在藏书楼里懵头转向，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查到江青三十年代鲜红的历史。
他们请求葛正慧当书山报海的向导。
葛正慧当然满口答应。
不过，对于这几位读者，用不着像对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那样的辅导氏葛正慧不动声色，只消把一颗颗“炮弹”搬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就可以了。
《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申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葛小慧来回搬运“炮弹”，忙得满头是汗。
初是惊讶，继之疑惑，进而沉思，终于怒形于色。“红影组”的年轻人们，万万意想不到，蓝苹当年竟然是那样的角色。
历史最诚实。历史无法用油彩化妆。那些三十年代众多的报刊，活生生地勾画出当年的蓝苹形象。
“红影组”恍然大悟：三十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才是本色本貌，六十年代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倒是浓妆艳抹的演员！
蓝苹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曾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红影组”的年轻人们只是看看那些报道的大标题就已怵目惊心了：
《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
《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悲剧闭幕 喜剧展开 蓝苹章泯 蜜月旅行》；哦，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真实形象！
“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就在这时，北京电影学院司徒某某一彪人马，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
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光辉事迹”，把照相机对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
也就在这个时候，游雪涛小组的触角，伸向了徐家汇藏书楼。
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炮打刚刚过去，游雪涛的眼睛，便盯住了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班人马到得最晚，却最早被“扫雷纵队”发觉—
—因为“扫雷纵队”的密探进入藏书楼之际，司徒某某一伙正在那里翻拍照片。
紧急情报立即送到游雪涛手中。
这一回，游雪涛并不急于下手抓人。他派出一个姓朱的密探，与司徒等人混在一起，朱某是上海电影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