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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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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缮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刺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后物之露。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他非常热情的……

  狄华同志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八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一九六二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盆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间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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