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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于，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次讲话：
“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三十二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维艰。
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雪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一九三五个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二十八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十六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鸿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一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上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干。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倍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不伦不类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不得不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之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的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244”。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三十五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
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全队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三架微型录音机。经张春桥批准，这支队伍直接向“市革会”领取经费，但从不说明用途。
在三十五个人之中，只有游雪涛与另一个头头夏某有“市革会群运组”的工作证。游雪涛自称，这是一个“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组织！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于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诽谤。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那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244”号；那辆“本茨”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急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九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着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
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
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三百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一百万字！
无孔不入的“福尔摩斯”
据游雪涛自云，那三百期简报，“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笔者细细阅读了厚厚的案卷，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读后感：触目惊心！
“扫雷纵队”是张春桥手下的“福尔摩斯”。翻阅着案卷，他们的“丰功伟绩”
历历在目……
江苏宜兴西侧，有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县城——傈阳。一天，两个三十五岁上下，干部模样的男子，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出现在潥阳县公安局。介绍信上写明来者政治面目、均系中共党员。有着这样完全合乎外调手续的介绍信，当来者提出要求查阅敌档，县公安局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来者并非一般人事外调，介绍信上写着：“准备汇编中统特务组织的敌情材料。”
来者在敌档中，终于查到一份当年敌中统特务机关拟定的在新四军中进行策反的人员名单，如获至宝。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他俩压制着内心的欢欣，装成若无其事一般，又翻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敌档，这才离开潥阳。
照片冲出后，游雪涛大大表扬了那两个小头目：“这一回立了大功！”
照片迅即送到张春桥手中：那策反名单上，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张春桥对陈毅早就恨之入骨。游雪涛心领神会，偶然听说潥阳县敌档中有陈毅材料，急急地派人前往外调。
遗憾的是，本以为这下子抓了个重磅炮弹，谁知是个空壳：唉，那陈毅非此陈毅，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一场空欢喜！
在所谓“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张春桥恨透了那个拍桌大骂他的叶剑英。
游雪涛闻风而动，马上为张春桥提供炮弹：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
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进攻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扫雷纵队”把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家，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
那人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