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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海的“桃子”熟了，两个“小学生”是来“摘桃子”的。
“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很大：
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上海“一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在人类史上，能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受到过马克思赞赏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两个“小学生”所谓“参加工作”，意味着什么？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今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蓬、蓬、蓬、蓬、蓬、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
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本头疙瘩。“红革会”
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无同志点头，行吗？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
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支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于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蓬、蓬、蓬、蓬、蓬、蓬……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中央文革！”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
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
“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急急如律令。二十八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离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
七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
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
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大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