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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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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了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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