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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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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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