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
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太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二十五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以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时，就连查封专员也未敢翻开这些报章看一眼。
查封专员当众宣布了如下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
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真是难得，从查封专员口中，居然说出如此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话：
“对这些材料，看一眼就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
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三十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
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九月二十二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六名，工人二十七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已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三十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口，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九人扩大到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以至五十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三十七人，军宣队员增至九人。
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惟其“防扩散”，故日“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罗良健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刘 萱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于为刚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
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完葱，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