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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善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