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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此人便是江青,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是“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了她的个性。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个委员。
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密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总算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裴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江青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