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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与怀孕和生产过程有关，细致地描绘出了阴道、子宫和子宫里蜷缩的胎儿。最早的胎儿像一片豆瓣，临产前的胎儿就已经成了一只剥皮青蛙，一根粗粗的脐带从胎盘里衍生出来，连接在胎儿鼓突的肚脐眼上，看上去像一条不怀好意吮吸胎血的蛇。
北方女人又一撩门帘，肘弯里托一个襁褓出来。我们立刻凑上去看那个孩子。孩子的胎毛乌黑，小脸又红又皱，睡着时还在用劲地吮吸，弄出一副挺痛苦的模样。 ，“可要看仔细喽，孩子能吃能睡，啥毛病没有。”北方女人解开襁褓，很负责地给我们看婴儿的生殖器，肚脐眼，还有手指脚趾。她的一只大手随意地把孩子翻过来调过去，孩子在她的翻弄下依旧安睡，没有一点脾气。
“那妹子是湖南人，年轻，泼得很，生孩子跟下个蛋一样，一点没费劲。生完躺了一半天，打个车走了，留个电话号码给我，让找着人家给她打个电话。”
“多少钱？ ”艾早平静地问。
北方女人眯起眼睛，机警地看着我们。“你俩谁要领？ ”她问。
艾早指指她的鼻子。
北方女人把婴儿往襁褓中马马虎虎一裹，手指对艾早勾了勾。艾早会意，跟着她进了里屋。
片刻之后艾早一个人出来，神色依然平静，看不出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迹象。
“走吧。”她招呼我。
出了门，走在深圳冬天的阳光里，我问她：“他们想要多少钱？ ”
艾早说：“一点补偿费吧。他们不敢多要钱，要多了就是贩卖人口，要坐牢。他们才不傻。”她在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晚上张根本回家，在水龙头下哗哗地洗手。回家洗手这个动作是我熟悉的，小时候我从外面回家，李艳华也总是盯着我洗手。医院里工作的人都有这个习惯。
“怎么样？ ”张根本在哗哗的水声中大声问。
我知道他问的是：那婴儿怎么样？ 艾早把一盘带着绿叶的沙塘橘端上桌，同时扭头看了我一眼。
“不怎么样。”她说，“残疾，手上长了六根指头。”
我猛地张大嘴，差点儿把一瓣刚放进嘴巴的橘子咽下去。
张根本扯下一条毛巾，走到客厅里擦手。
“怎么会呢？ 不说是一个很健康的男孩吗？ ”他的神色突然有些焦灼，目光狐疑地盯住艾早。
“六指琴魔。金庸小说里的人物。”艾早噗地笑起来，好像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种很荒诞的意味。“张总啊，你不会愿意要个有六根手指的儿子吧？ 我听说六个指头不吉利，破财。你会要吗？ ”
她仰起脸，目光迎着张根本，有一点顽皮，又有一点坏坏的笑。
张根本转过脸，求救一样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从来不对他说谎，所以他在等待我的一句实话。
我只好含含混混地一笑，说：“几根指头都一样啊！ ”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艾早开始征询张根本的意见：去哪儿吃晚饭？ 吃上海菜，还是再试试四川菜？ 之后，我们穿衣出门，再没有提起关于那个婴儿的话题。
我走了之后，事情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先后有三四个孩子进入过他们的家庭。最长久的一个呆了差不多三个月，都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还是被艾早坚决地送走。艾早说，那孩子长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想想看吧，一岁大的孩子就已经露出这副要命的贼相，·长大了会成什么？ 他是来继承张根本的家业，还是糟蹋张根本的名声？ 这个孩子送走之后，张根本终于偃旗息鼓，彻底地死了心思。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候怪异，有时候诡秘，有时候呈现出球面的圆润，有时候凸显出立体的锥状，还有时候是魔方，你往哪面翻，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组合，翻出一头大汗，也难以获得一整面相同的色块。
细想起来，张根本的这一生好像都是被艾早牵在手中的。这个混世魔王，这个在青阳城里呼风唤雨的公安局长，这个见色眼开的流氓，贪婪的无产者，心狠手辣的掠夺者，笑里藏刀的阴谋家，他可以对李艳华，对我的父母，对陈清风坏事做绝，但是他唯独对艾早无计可施。很早之前就是。在我们姐妹还梳着羊角小辫，满头大汗玩着“跳格子”的游戏的时候，张根本对艾早就有着莫名的惧怕和敬畏。他笑嘻嘻地接受艾早对他的白眼，享受着她偶尔露出的不屑和尖刻，帮助她收拾各种棘手的残局，从来没有反驳和违拗，从不。
在领养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依然维持着这一神圣的格局：艾早说不，张根本就必须跟着说不。
1994年春节之后，我离开深圳的前一天，艾早带着我上街狂购礼物。
她给我买了一只深红色的带拖轮的“大使”牌旅行箱。给妈妈买了一件浅灰色薄呢大衣，一双英国产“奇乐”牌软底皮鞋。给爸爸买了一只“菲利浦”电动剃须刀，一瓶“轩尼诗XO”。甚至给长住精神病院的艾好买了一双很漂亮的“耐克”旅游鞋。她带给胡妈家人的是两盒包装精美的“金莎”巧克力。胡妈的家人太多，没法儿一个个地买东西。而她最想孝敬的胡妈本人，却已经在两年前患癌症去世。
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咖啡厅的窗外棕榈婆娑，紫荆花开得蓬蓬勃勃。一个穿白纱裙的年轻女孩在高台上低头弹琴，《致爱丽丝》，琴声清幽可爱。大厅里弥漫着咖啡和烤焙点心的混合气味，热烘烘诱人食欲。
我弯下腰，试图把所有的礼物装到那口“大使”牌的箱子里去。拿起那瓶“轩尼诗”的时候，我掂一掂分量，对艾早说：“你知道的，爸爸从来都不喝酒。”
艾早仰靠在椅背上，淡淡地回答我：“喝不喝是他的事，我买，是我的心意。”
我不说话了，把“轩尼诗”另放一个拎袋，准备上飞机时随身提着。
有一个男人从远处的旋转玻璃门进来，走向酒店服务总台。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风衣的腰带没扣，有一端拖了下来，从我们坐着的侧面看，拖下来的腰带像一条尾巴。
“陈清风，他不是去美国了吗？ ”艾早突然直起身，微微地俯向前，问我。
我万万想不到她在此时此刻，如此突然地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有点发愣地看着她，思索着应该怎么回答。我想我不能告诉她，陈清风其实已经去了加拿大，那样的话，她会进一步问我：你怎么知道？ 不，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说是去美国。”我口齿不清地回答，就好像嘴巴里含着一块方糖。
艾早刚刚亮起来的眼神又暗了下去。“我以为你知道。”她说。
“我可以打听。”我承诺。
“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她脸颊微微一红。“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 他还不知道我到了深圳。”
我鼻子一酸，忽然地想哭。我赶快把咖啡杯端起来，装做要喝的样子，用杯子遮住脸。
晚上，跟贾铭通了一个电话，简单说了说跟律师见面的事。他安慰我说，想见艾早的确不可能，她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按规矩，宣判之前不允许跟律师之外的人接触，怕串供。
“规矩？ ”我忍不住抬高声音：“你认为那些人是百分之一百按规矩办事的吗？如果是张根本，如果张根本在这儿，他一定能帮我见到艾早。”
贾铭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我的这句话有点刺伤了他。片刻之后他小心提醒我：“可是，艾早恰恰涉嫌杀害了张根本。”
“这不是真的！ ”我愤愤地冲着他叫：“不是真的！ 这里面肯定有事！ ”
贾铭连连劝慰：“好了，艾晚，律师会帮你弄清楚。要是能够保释出来，那更好，你可以当面问问你姐姐。”
我平静下来，觉得把火发在贾铭身上没有道理。案子发生在深圳，贾铭人在南京，如果指望他帮到我，他就必须有“通天”的关系，把电话打到北京，再从北京下达指令到深圳。可是贾铭只是个普通人。
“艾飞呢？ 他在吗？ ”我换了一种口气问。
“在，他在，晚上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
一份薯条，还有一杯草莓奶昔，这会儿正看动画片。要喊他接电话吗？ ”
“要。”
艾飞拖延了好一会儿，好像有点不情愿中断他的动画片来接电话。“妈妈，”他开口就问一句，“深圳放《金刚》了吗？ ”
“什么？ ”
“《金刚》，今年的美国大片。”
“哦，宝贝儿，没有。……也许放了，我不知道。”
他有点失望，再也没有兴趣问我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想住在贾叔叔家，他的电脑不能玩游戏，网速太慢。”
“别这么说。你可以看看书，把暑假作业做完。我会尽快回去。”
“那好吧。”他简单地应付一句，挂断了电话。
我关上手机，在床边呆坐了半天，心里憋闷得好像塞了一大团抹布。十年前在深圳过的那个春节，每一天历历在目，可是这一次飞过来，见到的是这么一个家毁人亡的结局，让我的心里怎么都不能接受。下午在医院停尸房，那个戴着白手套的老头儿把抽屉拉开，让我看张根本躺在里面结着薄霜的尸体时，我闭上眼睛，眼面前出现的却是七十年代他戴着大盖帽白手套骑在摩托上的样子。我不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那个笑起来的时候抖动着喉结、一只胳膊放肆地搂在女孩子肩头、眼睛看人总是带着一种轻蔑和嘲讽的不可一世的张根本，他怎地。
张根本摸摸他的头，问我说：“小晚，你是不是看我老了？ ”
艾早不客气地回答他：“你怎么会不老？ 我和艾晚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张根本“啊”地一声，像是刚刚意识到我的长大。而后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要是结了婚，我也可以抱个外孙子啊！ ”
我偷看艾早一眼，心里无端地跳，忍不住地慌张。
艾早没有发觉我的异常。她笑着在我面前放下一杯新鲜芒果汁：“艾晚你别理他，他是自己想儿子想疯了。”
那天的晚饭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张根本居然点了一只两斤多重的澳洲大龙虾。穿白衬衣黑背心的俊美侍者将龙虾囚在一只桶里，送上来给张根本过目的时候，龙虾的两只巨钳还在绝望地舞动。在这之前，我仅仅是在我们教研室主任家里见过一个龙虾标本。他去海南岛旅游，从一个旅游品商店买到了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虾王，孩子样的如获至宝，千里迢迢捧到了南京，掉下来的一只钳子还是后来用胶水粘上去的。张根本点的这只龙虾，比我们主任挂在墙上的那只更加威武神气，我差点儿提出来别吃它了，由我带回家做标本。我甚至还想，我可以把龙虾标本送往青阳，让我的父母见识一下张根本和艾早的生活状态。
可是我终究没有开口。那只虾，生吃、盐灼、须尾烧成咸泡饭，就着啤酒和果汁，一点一点进了我们的胃肠。
那晚我们还吃了青蟹，吃了鲜贝，吃了清蒸的石斑鱼。张根本很会吃鱼，他拿一根筷子竖着往鱼背上一戳，就知道这条鱼欠了火候还是蒸得老了。几年当中，他一定是吃了无数条清蒸海鱼，才历练出这样的手感。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