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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程玲跟那个男生若即若离：放弃不甘心，走得太远又担心陷进去。她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远远超出我的生活经验，我自己碰到也会一筹奠展。程玲还让我有机会问问张根本，她感觉张根本是个果断的有主意的人。可是我一直没问。在我的心里，潜意识里，是不喜欢程玲在恋爱上的功利性。
罗素每星期来我们学校一次。他有一辆自行车，从南大骑到我们学校不算太远，如果我坐公交车过去，就很不方便，要倒车，两头还要走不少路，罗素认为这会占用我太多时间，还不如他辛苦一点。其实，罗素说，不能叫辛苦，骑在车上想到要跟我见面，两只脚就会蹬得飞起来，是很享受的事。
晚上我带他去食堂跳舞。每到星期六，晚饭都开得早，稀粥和馒头卖完后，就有人把粥桶搬开，把桌椅板凳搬开，地面大致地扫一遍，撒上滑石粉，再接上唱机和音响，舞会便开始了。来凑热闹的学生很多，有的还带来了没事到处瞎逛的社会青年。学生的跳舞水平都不怎么样，衣着打扮土，动作也笨拙，缩手缩脚放不开，社会青年们就不同，他们是存着心要过来出风头的，所以男孩子们留着披肩发，穿着最时髦的黑皮夹克，喇叭裤，尖领衫，姑娘们烫波浪发，化妆，洒香水，高跟鞋和紧身衣把身材衬得袅袅婷婷。他们一来，绝对是舞会的王子和公主，全体学生都成了灰姑娘。他们的动作潇洒而夸张，跳华尔兹，跳快四慢四，跳探戈，跳水兵舞，贴面舞，拉手舞。学生们远远地退到食堂四壁，中间只剩他们在尽情狂欢。这样的情况有过几次之后，校学生会认为有必要扭转一下被颠倒的局面，让大家明白谁才是舞场的主体，每逢星期六便请来纠察队站岗，凭学生证进门。社会青年们在门外闹过一次，被事先埋伏的警察抓走过几个，也就偃旗息鼓，不知道去哪儿另辟战场了。
罗素说，南大星期六晚上也跳舞，但是他周末都回家，学习机会少，只会简单走步，跳不出什么花样。我跟他跳了几回之后，发现确实如此，他在舞场上就像一台磨盘，来回来回地转，动作丝毫不变，连位置都不带挪动。如果就这么跟他“磨”两个小时，会让人闷得发疯。罗素意识到我的失望，干脆停下来，对我耳语：“我们出去吧。”
我们手拉手地出了舞场。程玲不知道去哪儿了，我确信她没有跟在身后。校园里没有什么人。舞场里的音乐声遥远得像一个梦。沿路的泡桐树都开着花，白天是紫色，夜空中变成深蓝，或说是靛青，一团一团寂然无声。罗素突然抓住我，把我逼到一棵树干前，膝盖用劲抵住我的大腿，两手捧住我的头，跟我接吻。我很慌张，但是想不起来该怎么拒绝他。罗素嘴里的气息热乎乎喷在我脸上，我头昏得像晕船，脚底下也跟着飘浮起来。顷刻之间，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游荡在大海上……
罗素放开我之后，用舌头舔着他的嘴唇，带着点迷茫地说：“你的唾液是甜的。”
我立刻开始回想他唾液的滋味。也是甜的吗？ 或者是我口中的甜味把他搅得甜了呢？ 我很惭愧，他品出了我嘴巴里的滋味，可我没有记住他的。
夏天，罗素毕业，分配到省社科院。他的舅舅是社科院的党组书记。他本来想考研究生的，既然分配结果不错，就算了，不再折腾了。
这不算走后门，八十年代初的南大毕业生在哪儿都抢手。好比做一道选择题，有A 、B 、C 、D 几种答案，人家就手选了个A ，如此而已。选什么不是选呢？ 暑假，我没有回青阳。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关系让我头疼。这两个人纠缠着，戒备着，敌视着，过着典型的同床异梦的生活。我夹在当中非常别扭。李艳华给我来过几次信，用小学生一样稚拙的字体，控诉张根本对她的精神虐i 待，细数她怎样把我从五岁养到二十岁，目的就是一个：我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她的一边，与张根本斗争到底。
其实我很清楚，一碰到关键时刻关键事情，她又会屁股一转，和张根本坐到一条板凳上，所以她说什么我都不会当真。我不理，也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
艾早忙着去南方进货，摆摊，赚钱。李素清和艾忠义从早到晚围着半痴半呆的艾好打转，带他看病，督促他吃药。在两边的家中我都是多余的人，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人。我考上大学，满足了他们做人的愿望，使命到此结束。接下去我的道路该怎么走，不重要了，我跟他们、跟他们的亲戚朋友、跟整个青阳都没有关系了。
罗素上班之后，比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要空闲很多。社科院这样的地方论资排辈，要轮到罗素登台表演，那还早着呢。他经常两三天都不去单位一趟。他说他还算勤勉，有人一个月才去一一次，在领工资那天。这样，他就有很多时间到我宿舍里来。程玲放假也没有回家，很多时候我们是三个人腻在一起，罗索开玩笑说，我们是三个人一起谈恋爱。
暑假中食堂伙食很差，有一顿没一顿的。
程玲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简易电炉子，买全了油盐酱醋，每天在宿舍烧饭。那电炉子说来可笑，就是一块陶瓷底板，里面掏空，盘上几圈电阻丝，伸出来的电线上接一个插头。有时候烧饭时间长，楼道里的电表跳闸了，程玲拉开抽屉掰一段事先准备好的保险丝，趿拉着拖鞋下楼，打开电表箱，换掉旧的，接上新的。她很能干，做这些事情从容不迫，仿佛之前预演了不知道多少次。
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罗素居然对煮饭烧菜这件事有兴趣。简陋的炊具和便宜的原料难不倒他，他会挖空心思用最小的成本做出最丰富可口的盛筵。我记得他用炒米粉做过粉蒸肉，用面包揉碎了炸过猪排，用冬瓜和一勺奶粉做过奶油冬瓜条，还曾经试过拔丝西瓜。他的勤劳和智慧在做饭这件事上得到极大发挥。
每当程序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精确掌握火候和放进调料时，他屏息静气，心无旁骛，目光炯炯，脸颊泛着一层红光，鼻尖上挂了欲滴不滴的几颗汗珠，神情生动可爱，比他在校园里陪我散步时要有趣很多。
程玲对这样的事情也是乐此不疲。罗素做饭，她就负责打下手：先是淘米洗菜，完了之后洗锅刷碗。我经常是盘腿坐在上铺，居高临下地欣赏宿舍里这幅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罗素每烧好一个菜，总用筷子夹一点，踮脚举着，送到我口中，要求我评点。程玲对我这个特权嫉妒万分，她会用另一双筷子敲着桌边大叫：“张小晚，噎死你！ ”
世俗，朴素，温暖。
我已经被罗素喂得有点胖。我的脸颊鼓起来，皮肤撑得薄而透明，丝绸一样滑软。我颈下的锁骨也消失了，从侧面看，线条圆润得像古董瓷瓶，手摸上去微凉。原先我的手因为做家务太多，粗糙干涩，现在伸出来，白胖粉嫩，手背上甚至有几个浅浅的小坑。
可是，这真是我要的生活吗？ 我的一生就满足于做一个厨房里的女王，让罗素心甘情愿地把佳肴美点铺陈在面前，评判和享受吗？ 如果艾早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她会说什么？ 程玲责备我：“你该对罗素更好一点。他做完了饭，你都很少称赞。”
我问她：“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会做饭的，是不是浪费了一点？ ” … 她惊叫：“说什么呀！ 会和愿意是两回事啊！ ”
开学之后的一个月，是省电影公司举办的“大学生电影节”，我们大家抽签拿票，轮番着去一个部队礼堂看市面上没有公开发行的电影。一开始很踊跃，抽签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每个人走到前面去拿一个纸团时，都往手指尖上哈气，摩拳擦掌的，希望好运临头。我们看过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片，法国的“新浪潮”
影片，德国的“新德国电影”。坦白地说，那些影片虽然名气大，可我看不出什么好，我是一个学理工的人，没有故事情节的沉闷的片子让我无所适从，不知道编剧和导演到底要讲什么。
我周围的同学同样如此。所以电影节快结束时，大家对抽签拿票的事已经失去了兴趣，再有票发到班里后，文体委员随便往桌上一扔，谁爱拿谁拿。
就这样，我拿到了波兰斯基执导的英法合拍片《苔丝》。
坐进礼堂，灯光熄灭，黄昏光线中的英格兰田野油画一样呈现，风笛声欢快悠扬，穿白裙的姑娘们手捧着鲜花结伴跳舞，声、光、色的盛筵梦幻般开始。仅仅一分钟，我心里就幸灾乐祸地想，不去拿票的傻瓜们要悔青肠子了！ 金斯基饰演的美丽苔丝为生活所迫，去德伯太太家揽活，邂逅了公子哥儿亚历克。一颗鲜艳欲滴的草莓送进了少女更加娇艳的双唇，亚历克陷入情欲不能自拔。纠缠，反抗，再纠缠，男人半是温柔半是暴力地得手。但是苔丝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属于这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选择离开。她生下一个男婴，很快婴儿在众人的白眼中死去。苔丝再次离家去一个奶牛场干活。她在那儿跟牧师的儿子克莱尔相爱并结婚。但是虚伪的克莱尔坦白了自己的婚前性行为后，却不能接受苔丝的污点，两人在新婚次日分手，克莱尔独自远走巴西。几年之后他回家乡，苔丝已经嫁给亚历克，见到心爱的人让她的心死灰复燃，她不顾一切地杀了亚历克，跟着克莱尔亡命天涯。黎明，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史前巨石阵里，警察抓住了这一对私奔的男女。
银幕由亮转暗，礼堂四处的灯光次第打开，我在座位上磨磨蹭蹭没动，因为我哭得太厉害了，眼睛又涩又疼，鼻尖也肿得透亮，自己垂了眼皮，能看到正下方一个小红萝卜样的鼻尖。我弯腰在座位下装做系鞋带，心里祈望着礼堂里的人快些走光，我最后一个出去，可以确保不碰见同学。我这副鼻红眼肿的模样太可笑了！ 我弯下腰之后，发现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双脚，穿着一双黑色松紧口布鞋。鞋和悬在鞋面上的一截裤管都旧得厉害，裤管毛了边，线头参差不齐地拖着，鞋后跟则裂了口，露出里面灰白的衬布，鞋底磨得一边薄一边厚，薄的一边几乎拿手指头都能捅出一个洞。这人干吗也不走？ 莫非他跟我一样流泪过多羞于见人？ 正在这么想的时候，那双脚动了一下，往里面一收，双膝一拱，人站了起来，侧身朝外走。他从座位空当里挪到走道时，我才慢慢地抬身，也准备起立离场。就在那一一刹那，我们的目光忽然在空中相遇，彼此都惊得张大了嘴：他是陈清风！ 没错，他是陈清风。他刚从青阳乡下考回到南师院，读研究生。说到底，他不甘心一辈子过乡镇小办事员的生活。他报到没多久，在系里弄到一张电影票，赶了电影节的末班车，幸运地遇上我。他用的是“幸运”两个字，足见他碰上我的喜悦。
我们挤在人流中，慢慢地往外走。周围很嘈杂，熟识的同学们高呼着张三李四的名字，活动木椅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银幕边的高音喇叭里放着李谷一的甜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们要扭头凑着对方的耳朵，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可是我喜欢这种状态，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