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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撒手人寰，四人帮一夜之间成了罪犯，谁当领袖的事情弄得人心惶惶……
年底，北京的政局总算尘埃落定，人民心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明朗。胡妈帮我妈妈排队买了一个猪头，用篮子挎过来，沉甸甸地往地上一礅：“吃！ 今年这一年都不容易，过年得好好乐一乐，去去秽气。今年的年货太难买了……”
胡妈每年都抱怨年货难买。猪肉、带鱼、粉丝、豆腐、糖，每一个队伍都排出去几百米长。
凌晨三点起身，寒风里冻得鼻子吸溜吸溜，脸和手都没了知觉，脚趾头疼得像刀子割，弄不好还要为排队秩序打架，为猪肉的肥瘦、带鱼的大小骂个天翻地覆。
胡妈舍不得让艾早吃苦，她总是提前半个月过来，从李素清手里要去全部的副食品票，分配给她的大虎二虎三虎和大丫二、r 细、r ，责成他们各负其责，最后由她将买到手的东西汇总，大筐小筐送进艾家的厨房。
李艳华每次从敞开的院门里看到胡妈像一头负重的骆驼一样蹒跚而来，心里就不服气：“艾家的人都懒成精了！ 男的全是老爷少爷，女的全是太太小姐。文化大革命都革成这样，还是恶习不改，可见得革命没有彻底。”
李艳华说这样的风凉话，是因为她自己用不着排队买肉。我也不用。每年到腊月里，会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川流不息地往艾家酱园里送东西：一麻袋芋头，半片猪肉，一挂香肠，一纸箱冻得结结实实的带鱼，大捆的粉丝，用麻绳缠了脚的咯咯乱叫的母鸡，过半天才把脑袋伸出来张望一下的王八……这些风尘仆仆的乡下人憨头憨脑进得门来，放下东西，说一声：“张主任让送的。”慌慌张张拔腿就走，仿佛多呆一刻便会让院里的青石板冻住脚底。我每次听他们把张根本唤成“主任”就想笑。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主任”这个词就是个尊称，安在谁的身上都会合适。
李艳华穿着一件墨绿色细灯心绒的立领小袄，脖子上围着米白色毛线领圈，两只手拢在袖管里，指挥我把麻袋里的芋头倒出来晒一晒，把香肠挂到屋檐下，母鸡拿绳子拴上腿，系到院子角落里，猪肉和带鱼搬进厨房的阴墙下，防止天暖化了冻，会发臭。
一切安置妥当，她像个将军似的四下里巡视一番，意味深长地点拨我：“张小晚，你能够过来给我们当女儿，是你的福气呢。”
隔三差五的，李艳华感觉张根本派人送回家的东西太多了，多得会腐烂，发臭，生虫，她就会拣出来装上一篮子，让我拎着，跟在她后面，送到前面小院里。那时候，她脸上微微地笑着，轻描淡写地对我妈说一句：“家里都有，你还让胡妈排什么队呀？ ”
就这么一句话，好像什么都没说到，又什么都在其中。
我很希望李素清会抓起篮子，不客气地扔出门去。她应该这么做。不吃这几条带鱼几块豆腐又怎么样？ 春秋时候的齐国，饥民不吃“嗟来之食”，宁可饿死。
可是李素清同样微微地笑着，很客气地对李艳华道谢：“难为你费心。”
我转过脸，不想看她们假模假式的表情。
我心里对我妈妈很失望。那时候，我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失望。什么都是混乱和颠覆的：国家，政局，真理和前途。我才十五岁，可我觉得自己已经活得太久，看得太多了。
胡妈一向不当自己是艾家的外人，她把那只排队买来的猪头拎过来之后，马上就在狭小的厨房里摆开战场，挽袖子烧开水，烫猪毛，用尖刀把猪的耳朵、眼窝、鼻孔、脖颈一些地方刮得干干净净。她的眼睛那时候已经开始老花，为了修理猪头，特地戴上了一副玳瑁色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她的面孔扁平，鼻子肥满，嘴角处堆着一道又一道皱纹，当她用力时，嘴角会撮起来，上嘴唇与鼻孔间的距离骤然缩短，加上那副不无滑稽的眼镜，看上去就像一只表情古怪的猫。
把那么大一只猪头洗净煮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肯定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大事，因此我找了个借口从艾家酱园里溜出来，挤在艾早和艾好当中看热闹。艾好只看了不到五分钟，大概觉得终究不如他刚刚借到手里的一本《数学原理》有意思，很快撤退，蜷缩到走廊角落里他的那把破藤椅上，沉迷进了公式。艾早回头看了看他，撇撇嘴，对我抱怨说：“这人没劲。”她的意思，似乎有点替艾好的将来发愁：人难道可以一辈子吃书本上的字词为生吗？ 胡妈收拾好猪头，放进一口大锅，添水，煮开之后将水撇干，猪头捞出来又洗一遍，将鼻子贴上去闻一闻，确信没有猪腥味了，才往锅中放酒、葱、姜、花椒和八角，大火烧开，小火焖煮。
厨房里水汽氤氲。木制锅盖在蒸气的作用下噗噗响着，好像锅里的猪头活了过来，拼命地要想突围而出。葱姜的香味，花椒和八角的香味，浓烈而尖锐，把我们三个人挤得无处容身。
胡妈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艾早，忽然说出一句话：“四人帮都垮台了，张根本还不该把艾家的房子还回来呀？ ”
我脸上腾地一热，迅速地把眼睛转向门外，装做被鞭炮声吸引。我知道胡妈没有恶意，她肯当我的面说这句话，是因为她心里从没有把我当外人。我是艾晚，不是张小晚，我跟张根本、跟李艳华都没有关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是难过。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非常分裂，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既是艾家的罪人，又是张家的叛徒。
我一直飘浮在深渊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做什么。
当天晚上艾家出了一桩叫人哭笑不得的奇案：我妈妈李素清将煮烂的猪头从锅里捞出，准备在案板上分拆切割时，惊讶地发现猪舌头不见了。割开的猪嘴巴里空空荡荡，那条最美味的猪舌被人从根部切走，不见了踪影。
我妈妈百思不得其解。她拿出考据历史的劲儿考证这只猪头，最后确认猪头买来时就缺失了这个部位。她感叹人心不古，又为了胡妈买这只猪头时受人欺骗而愤愤不平。她并且好心好意吩咐艾早和艾好：“谁也不许告诉胡妈啊，别让她难过啊。”
我是第二天中午从李艳华嘴巴里听说这事的，她在饭桌上当笑话一样讲给张根本听。
她的本意，是嘲笑艾家做什么都倒霉，买只猪头居然还会缺了舌头。“不是我瞧不起艾家的人，运气这东西，它就是个天数。”
张根本飞快地扒饭，呼啦呼啦喝汤，然后放下碗筷，瞪一眼李艳华：“你能不能把你的思想水平弄得高一点，不要再散布这种唯心论？ ”
李艳华愣在饭桌上的工夫，张根本已经出门，发动了停在大门外的警用摩托，轰然而去。
李艳华脸色通红，鼻孔张开着，使劲地出气。我奇怪地在她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仇恨。长大以后回想这种眼神，才明白那是一个女人的幽怨，是她长期被张根本冷落之后，积在心里的毒素。那是有毒的眼神，能够烧毁一切销蚀一切的眼神。
我走过艾早房间的窗口，在贴满了白色窗花的玻璃上敲了一下。我发现其中的一张窗花构思怪异——冷不丁看上去它像一朵饱满绽放的绣球花，定睛细看，才发现花蕊中躺着一个岔开双腿生孩子的女人，一个婴儿正从女人的两腿中鱼一样地游出。那女人嘴咧得很大，双目低垂，无比欣喜地看着腿间正在诞生的婴儿，手里还拿了一个半圆形的正在冒出一股水流的球体。我惊骇地认出来，这个半圆形球体是女人的乳房，冒出来的水流就是乳汁。
惨白的阳光这时候从巷子对面的屋檐下钻出来，闪烁着照在窗玻璃上，其中的一个光点恰好圈住了那个鱼一样的婴儿，女人腿间随即长出一一个白花花的火球，颤抖着晃来晃去，迷住我的眼睛。我转头躲开光线，艾早已经笑嘻嘻地从屋里出来了。
“好玩吗？ ”她歪头看着自己剪出来的窗花。“我在纸上打了好几遍底稿。那个生孩子的女人，她在产房里就是这样的姿势，对不对？ ”
那还是在两个月前，天气不太寒冷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艾早在校门口截住我，说要带我去医院产房，看女人怎么生孩子。
“我们进不去的。”我告诉她。“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产房。家属都不行。”
因为李艳华在医院工作，对医院里的事情我比艾早有权威。
“我们当然有办法。相信我好了。”她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手。
我们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那个曾经为艾早处理腿伤的实习医生突然从一个水果摊后面闪出来。原来他早已经等候在此。他穿着一件米灰色的圆领毛线衣，深灰色衬衫的领口皱巴巴地翻在外面，上班必须穿着的白大褂此刻卷成很小的一团，夹在他肘弯处。我是第一次在室外的光线里看到他，他显得非常年轻，大概也就是二十来岁的样子，眼睛圆乎乎的，眼皮重重叠叠双着，华丽得有点花哨，嘴唇四周刚刚长出了一些淡黄色的茸毛，头发有点长，后面的发梢擦着了衣领，不知道是故意留出来的还是没有时间修剪。看见我们之后，他迅速地点了点下巴，扭头就往旁边的一个小巷子走去。我和艾早一声不响在他后面跟着。我们三个人满脸严肃又脚步匆匆的样子，很像战争时期地下党接头的场景。
巷子的院墙不高，墙头上爬了一些蔷薇和牵牛花之类的植物。因为是秋天，花期已过，植物的叶片也开始零落萎黄，显出颓势。鲜红的瓢虫在叶片上很迅速地爬动，忽然振翅飞舞，也不过是从一张叶片飞上另一张叶片。更高处，有淡黄色的粉蝶在轻盈盘旋。花儿谢了，花粉没有了，粉蝶还指望着得到什么呢？ 搞不清楚。从院墙的里面，飘出来医院里特有的消毒药水的气味，当中也夹了腐烂食物的潲水味，用过的废旧针头的金属味，纱布绷带的血腥味，旧棉花垫子的尿臊味。院墙里面是医院的后场，空地上堆着成筐的等待运出去焚烧的垃圾，这我知道。小时候李艳华偶尔带我去医院值班，曾经严厉地禁止我往后场探险，她说这地方脏，细菌太多，会传染病毒。
顺着院墙走了不到一百米的样子，有一个简陋的医院后门。显而易见，这是为方便垃圾运送而开的。实习医生带着我们昂然而人。看门的老头儿正在听收音机，看见我们进门，抬了抬屁股，似乎想要起身询问，终究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大概觉得是实习医生带进来的人，没必要多管闲事。
进门往右拐，大堆的建筑材料中，突然看见一架靠在院墙上的梯子。因为有那些零乱砖瓦和木料的遮拦，梯子靠在院墙上并不显眼。
实习医生在梯子下面站住，一手扶住梯身，示意我们爬上去。上去之后才发现，院墙上已经预先搭好一块破旧的棉垫，垫子上临时覆了一大块雪白的药水纱布，显而易见这是他特意为我们准备好的“座位”。
我端坐上院墙，紧靠了艾早，两腿惬意地搭拉着，正为着这神秘的一切惊讶不止时，猛一抬头，发现正对我们的二楼窗户里，有一团白花花的肉体在挣扎滚动。那一瞬间我吃惊不止，牙齿差点儿把自己的舌尖咬破：原来我们坐着的墙头正对着医院产房，直线距离不过两丈开外之处，一个年轻肥白的产妇正在产床上痛苦煎熬，岔开的双腿刚巧朝着窗外，小山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