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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业安家，即便他对我摆出为父的尊严，有一点爱理不理的矜持，那也是该着的，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席间我几次要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张根本岔过去了。他不想谈论他们。从前他就对我父母不屑一顾，现在依然如此。他在骨子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有点迂，有点倔，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
走出国贸中心，上了艾早的车，我才想起来，从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
当然，当着艾早的面，这称呼会使大家难堪，所以我不喊是对的。我问艾早，他怎么不一块儿回家？ 艾早说，这会儿就回家了？ 还有一场麻将局等着他呢。我说他什么时候爱上搓麻了，他的手气好吗？ “他不能手气好。”艾早笑了笑，“他去了就是要输钱的。”
第二天一早，艾早接到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对方聊了一会儿，好像还谈到了付钱不付钱的事。放下电话后，她迟疑地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走一趟。
“谈生意吗？ ”
“不，去抱个孩子回来。”
我目瞪口呆。这简直太有宿命意味了。张根本二十五岁的时候抱养了我，到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又想再一次抱养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我问艾早。
“男孩。他只要男孩。”
张根本从青阳我父母家中带走艾早时，就知道她这辈子不能生育。这事儿我父母甚至不知道，但是张根本知道。当年就是他驾驶着带车斗的警用摩托，把她从乡下卫生院的治疗室里抱出来，送往邻近的地区大医院，救活她一条命。张根本的那辆摩托，被艾早身上流出来的血弄得触目惊心，他找个修车铺又冲又洗，还换掉了车斗里的海绵坐垫，才算是掩踪灭迹。
所以，1989年张根本跟艾早结婚，思想上有了这一辈子绝后的准备。
但是现在不行了，张根本的事业做大了，他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更盼望着有个儿子。有儿子才能接班，儿子才能让他享受到拼搏成功的乐趣。
艾早来到深圳之后，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频繁地为张根本寻找一个养子。
最早是张根本的司机从火车站附近捡了一个。捡来时发现是个男婴，张根本曾经欣喜若狂，以为是上天特意对他的眷顾，刚瞌睡就送来了枕头。回家养了几天，觉得不对，男孩儿尿频，从早到晚尿布上没有干爽的时候，走近小床就闻见一股尿味。仔细扒开孩子的屁股｝ 看，才看见小鸡鸡的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副完整的女性器官，有阴道，也有尿道。尿水是从后面的尿道里源源不断流出来的。张根本感觉很晦气，叫他的司机偷偷把那孩子又送回了火车站。
第二个孩子，张根本花了一万块钱、两条“红塔山”香烟，才从人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买卖人口是重罪，张根本这么做可算冒了大险。
孩子到手时小脸发紫，哭都哭不出声，人贩子信誓旦旦说没事，从贵州过来一路辛苦，把孩子熬的，养一养就会活蹦乱跳。结果养了不到三天，小家伙一命呜呼。原来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两次下来，张根本很受打击。可是他并不死心。这个人做事向来不屈不挠。他把任务交代给了艾早。他说艾早，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理解我，没有人比你更相信我，你如果帮我办成了这事，将来公司财产一半是你的，一半是这孩子和艾晚的，如何？ 艾早回答他，别跟我提财产，我这个人不贪财。
我们这回要去的是深圳老街上的一个私人诊所。有个打工的女孩不幸怀了孕，在诊所里偷偷生下孩子，自己没法留，要送给一个好人家养。
艾早手里捏着一张记有门牌号码的纸条，领着我在东门一带走街串巷。艾早对老街地形并不熟，又不敢胡乱打听人，弄得我们两个鬼鬼祟祟活像做特务。那时候老街上房屋破旧，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拥挤杂乱。卖服装的店面算是干净，但是高高低低的衣架一直挂到马路边上，弄得行人只好从那些牛仔裤老婆衫的空当里侧身而过。卖西洋参、当归、黄芪、益母草以及干贝、参鲍、鱼翅的店铺把他们的货品用扁扁的笸箩一样样重重叠叠地陈列出来，活像一个人当街袒露了自己的五脏六腑，浓烈的腥鲜气味熏人作呕。卖头饰、玻璃珠串、镀金项链和塑料电子表的店铺一律袖珍得可爱，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进门挑货，彼此必须达到一个默契，侧身共处，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安置下来。
所有这些店铺的老板都是深圳本地人。上午的生意不那么忙碌，他们有时间趿拉着塑料拖鞋，在狭窄的街巷里东家西家地串，把铿锵的广东话说出一股恶狠狠的腔调，听上去好像彼此在吵架。他们都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黝黑面孔，男的穿一件金利来或者是港产“鳄鱼”的无领套衫，下面的休闲裤松垮垮地系在肚皮下，显得闲适而自在。女的穿色彩夸张的针织套装，脖颈和手腕上戴着光灿灿的金饰。很多人的嘴里还镶着金牙，说话的时候，如果迎着光，嘴巴里就会光彩夺目，整张面孔都会因此而生动和灿烂。
“窦氏妇科”的招牌是一块临时挂到门外墙壁上的木板，漆成棕色的底板上写着工工整整的宋体黑字，倒也有几分庄严。诊所的门关着，有人进去，必须敲门，里面的护士把防盗铁门拉开一道缝隙，问明来意，才开门迎客。挺神秘。但是又让人心生戒备，总觉得黑糊糊的屋子里似乎隐藏着罪恶，时时刻刻都有阴谋存在，毒蘑菇一样在角落里滋生，而后长大和惊爆。
诊所的医生是男性，小胡子，鼻梁上架一副半框眼镜，看人时有点不屑一顾，好像我和艾早不值得他亲自接待。他把我们扔给了他的助手，一个头发烫成鸡窝状、皮肤很粗、长得人高马大的北方女人。
“那啥，你俩先看看孩子。”她刚洗了手，在污渍斑斑的白大褂上飞快地擦着，转过身，一撩帘子去了里屋。
里屋传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听上去仿佛是北方女人跟医生商量着什么。我和艾早一言不发地等在外屋，一边很无聊地看着墙上的挂图。挂图的内容全部与怀孕和生产过程有关，细致地描绘出了阴道、子宫和子宫里蜷缩的胎儿。最早的胎儿像一片豆瓣，临产前的胎儿就已经成了一只剥皮青蛙，一根粗粗的脐带从胎盘里衍生出来，连接在胎儿鼓突的肚脐眼上，看上去像一条不怀好意吮吸胎血的蛇。
北方女人又一撩门帘，肘弯里托一个襁褓出来。我们立刻凑上去看那个孩子。孩子的胎毛乌黑，小脸又红又皱，睡着时还在用劲地吮吸，弄出一副挺痛苦的模样。 ，“可要看仔细喽，孩子能吃能睡，啥毛病没有。”北方女人解开襁褓，很负责地给我们看婴儿的生殖器，肚脐眼，还有手指脚趾。她的一只大手随意地把孩子翻过来调过去，孩子在她的翻弄下依旧安睡，没有一点脾气。
“那妹子是湖南人，年轻，泼得很，生孩子跟下个蛋一样，一点没费劲。生完躺了一半天，打个车走了，留个电话号码给我，让找着人家给她打个电话。”
“多少钱？ ”艾早平静地问。
北方女人眯起眼睛，机警地看着我们。“你俩谁要领？ ”她问。
艾早指指她的鼻子。
北方女人把婴儿往襁褓中马马虎虎一裹，手指对艾早勾了勾。艾早会意，跟着她进了里屋。
片刻之后艾早一个人出来，神色依然平静，看不出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迹象。
“走吧。”她招呼我。
出了门，走在深圳冬天的阳光里，我问她：“他们想要多少钱？ ”
艾早说：“一点补偿费吧。他们不敢多要钱，要多了就是贩卖人口，要坐牢。他们才不傻。”她在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晚上张根本回家，在水龙头下哗哗地洗手。回家洗手这个动作是我熟悉的，小时候我从外面回家，李艳华也总是盯着我洗手。医院里工作的人都有这个习惯。
“怎么样？ ”张根本在哗哗的水声中大声问。
我知道他问的是：那婴儿怎么样？ 艾早把一盘带着绿叶的沙塘橘端上桌，同时扭头看了我一眼。
“不怎么样。”她说，“残疾，手上长了六根指头。”
我猛地张大嘴，差点儿把一瓣刚放进嘴巴的橘子咽下去。
张根本扯下一条毛巾，走到客厅里擦手。
“怎么会呢？ 不说是一个很健康的男孩吗？ ”他的神色突然有些焦灼，目光狐疑地盯住艾早。
“六指琴魔。金庸小说里的人物。”艾早噗地笑起来，好像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种很荒诞的意味。“张总啊，你不会愿意要个有六根手指的儿子吧？ 我听说六个指头不吉利，破财。你会要吗？ ”
她仰起脸，目光迎着张根本，有一点顽皮，又有一点坏坏的笑。
张根本转过脸，求救一样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从来不对他说谎，所以他在等待我的一句实话。
我只好含含混混地一笑，说：“几根指头都一样啊！ ”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艾早开始征询张根本的意见：去哪儿吃晚饭？ 吃上海菜，还是再试试四川菜？ 之后，我们穿衣出门，再没有提起关于那个婴儿的话题。
我走了之后，事情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先后有三四个孩子进入过他们的家庭。最长久的一个呆了差不多三个月，都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还是被艾早坚决地送走。艾早说，那孩子长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想想看吧，一岁大的孩子就已经露出这副要命的贼相，·长大了会成什么？ 他是来继承张根本的家业，还是糟蹋张根本的名声？ 这个孩子送走之后，张根本终于偃旗息鼓，彻底地死了心思。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候怪异，有时候诡秘，有时候呈现出球面的圆润，有时候凸显出立体的锥状，还有时候是魔方，你往哪面翻，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组合，翻出一头大汗，也难以获得一整面相同的色块。
细想起来，张根本的这一生好像都是被艾早牵在手中的。这个混世魔王，这个在青阳城里呼风唤雨的公安局长，这个见色眼开的流氓，贪婪的无产者，心狠手辣的掠夺者，笑里藏刀的阴谋家，他可以对李艳华，对我的父母，对陈清风坏事做绝，但是他唯独对艾早无计可施。很早之前就是。在我们姐妹还梳着羊角小辫，满头大汗玩着“跳格子”的游戏的时候，张根本对艾早就有着莫名的惧怕和敬畏。他笑嘻嘻地接受艾早对他的白眼，享受着她偶尔露出的不屑和尖刻，帮助她收拾各种棘手的残局，从来没有反驳和违拗，从不。
在领养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依然维持着这一神圣的格局：艾早说不，张根本就必须跟着说不。
1994年春节之后，我离开深圳的前一天，艾早带着我上街狂购礼物。
她给我买了一只深红色的带拖轮的“大使”牌旅行箱。给妈妈买了一件浅灰色薄呢大衣，一双英国产“奇乐”牌软底皮鞋。给爸爸买了一只“菲利浦”电动剃须刀，一瓶“轩尼诗XO”。甚至给长住精神病院的艾好买了一双很漂亮的“耐克”旅游鞋。她带给胡妈家人的是两盒包装精美的“金莎”巧克力。胡妈的家人太多，没法儿一个个地买东西。而她最想孝敬的胡妈本人，却已经在两年前患癌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