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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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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底下售完车票以后,从外边插上车栓,也到车楼里去坐。所有乘客从汽车屁股后边开着的两扇车门中买票上车,踩着脚踏,进到一个比较黑暗,并非密封得很好的“闷子”车厢里,车厢两边,开了几个推拉玻璃窗户,可以通风透气透光。这个车厢四方四正的,外观看上去,很像一只火柴盒子,所以群众给它起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叫做“洋火匣子”汽车。坐在车里的人都有头脑,相当于一根根的火柴,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想像力。外国人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把挤得满满的一车人,称作“沙丁鱼罐头”。 
  “洋火匣子”汽车的车厢里,设施非常简单,左右两边有两条木板,钉在车帮上,是一部分上得早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其余的人就是“站票”,用手拉着车顶上的两条扶手,一晃一晃地享受着汽车的颠簸。那时候,公路基本上是沙土路面,就是有些国道铺上了沥青路面,也都被汽车轧得坑坑洼洼的。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车速没有超过四十迈的,而且摇晃得厉害。男男女女必须在这样的交通工具里受罪,即使不懂得牛顿第一定律,那惯性也令人不停地晃动,你碰了我的屁股,我撞了你的乳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一次坐这种汽车的女孩子,肯定被搞得满面通红,坐的次数多了,这红劲儿就不会再有了。好在大家的涵养都不错,互相挤挤扛扛的,反而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即使有人晕车,憋不住吐到了车上,一个“洋火匣子”内充满了酸苦臭味,也没有人相互抱怨的,顶多被踩着了脚的人才会发出一声尖叫。 
  七太爷就是坐的这样的汽车去了县城。一路上,尽管很拥挤,人们还是为这位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老寿星让出了座位。七太爷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七太奶当年坐花轿的事情,那滋味除了幸福和激动外,肯定会觉得颠得五脏六腑快要翻转过来。 
  坐上火车的七太爷,没有多久就成了明星。小火车是客货混装的,有带厢的车皮,有平板车皮,只有四个是客车车厢。这几节客车车厢,构造不用多说,对脸的硬座与现在的火车客车车厢大同小异。车上的乘务员验票时,对七太爷看了又看,重外孙对乘务员讲了七太爷的年龄和经历,以及他为了看到火车,所付出的热情和代价。乘务员很受感动,立刻回去报告了列车长,列车长急忙跑来,与七太爷拉了不少家常话儿,还带他参观了车上所有的设施。七太爷对他说,坐火车就像坐在家里,稳稳当当的,还没有坐汽车“得得”。听了这孩子气的话,喜得列车长一阵大笑。列车的播音员播放了一个百岁老人乘车的消息,四个车皮的乘客,几乎都过来瞻仰了七太爷的尊容和他的小辫子。列车长表示,要为七太爷免费,让乘务员把七太爷的车票退了一块二毛钱。并且安排七太爷住在火车站的公家招待所里,等返程时,照样免票。  
  七太爷是重外孙拉着平板车,送回我们马寨的。他出走的这两个多月,差不多把各种车辆都体验了一遍。七太爷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家,远方的亲戚也重新接上了头,家里人当做节日庆祝。寨子里的人听说后,也来了不少,知道了老人家要到西乡赵集看的“稀奇”,不过是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火车。中国的工程师詹天佑指挥修铁路的时候,七太爷还小,还不懂事,以至于到了这个年代他才看到了火车,还当做“稀奇”宝贝,实在让人不可思议。重外孙断断续续地讲了七太爷这次失踪后的一切奇遇,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实现了七太爷多年的夙愿。 
  重外孙走后,七太爷突然变得异常衰老,没病没灾的,食量锐减,吸旱烟袋也停止了。入冬后不久,连路也不会走了。小宝奶奶给他加了一双棉被,怕他受不了寒冷。每顿饭都由小宝和他妹妹们送去吃,后来还要用调羹一匙一匙地喂。小宝的奶奶说:“这老头子,就像一个老面瓜,怕是要熟透了。”  
第37节 招工  
  年轻人的心,是躁动不安的。他们的心关不住,总想走出大山,开辟新的天地。男青年走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招工、当兵、上大学。在修淮唐小铁路的时候,大家满怀对招工的企盼,拼死拼活地干了五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捞到,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寨子里的年轻人刘继太、孙丙申、秦建国们,彻底绝了当工人老大哥的念头,在心里压抑了好多年。没有办法,只得娶妻生子,伴着山峦,伴着坡地,伴着土坷垃,赶着牛车,扶着犁子,拖着石磙,过着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日子。 
  女青年比他们多了一条出路,就是嫁到工人家里去。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每次回娘家,一身城里人的光鲜打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城里人的官话儿,还会带来一大堆新鲜的礼品,让凤姑的爹妈喜得合不拢嘴儿。她大姑嫁的是一个农民,回娘家也常常提着一竹篮子白面蒸馍,受到的礼遇就比二姑差得远了。所以,大姑离娘家虽近,却很少回娘家,二姑虽远,隔三差五地经常回来一趟。特别是自从二姑把凤姑说给了县城的人家以后,寨子里的姑娘们,没有人不羡慕凤姑的,她们更看中的是二姑说媒的能力。她们的父母期期艾艾地挤到凤姑家,纷纷托二姑在县城里,给即将成年的丫头找婆家。二姑也乐意当红娘,可以成人之美,还可以收两边的谢仪。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还真的把五六个漂亮的山妹子,说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因此,上凤姑娘家求二姑的人更多了起来,二姑成了我们寨子在外边的专职媒婆。那时不时兴自封官衔,要不,二姑完全可以给自己戴一顶“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帽子。 
  寨子里的男青年们明明知道,嫁出去的姑娘们,即使嫁不到城里,也未必属于他们,说不定还会嫁到其他村庄,但依然恨凤姑的二姑回娘家当媒婆。只要听说她回来了,就有年轻人恨恨地骂道:“人馋说媒,狗馋舔灯,咱寨子里的女甫志高又回来了。”(注:甫志高是电影《红岩》里的叛徒。)嘴赖的发旺哥也要乘机捞一句:“气死你们这些鸡巴娃子,有二姑在,好闺女到不了你们日!” 
  在七太爷回家以后衰老缠身的日子里,公社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四个招工指标。其中有三张是合同工,一张是亦工亦农。这四张让多少年轻人拿着发烫的招工表格,没有跟群众见面,就让大队干部们给瓜分了。 
  支书刘庆典的堂侄子刘继贵、大队会计的儿子刘庆堂,去了县里的丝钉厂,治保主任张群柱的女儿张灵玉,去了县里的棉纺厂。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老曾家的小儿子曾狗留,也被招工进了县城东边十几里地外的砖瓦窑场。 
  那年头,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可在实际上,大队干部们的私字根本不需要一闪念,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子中。在支部班子开会研究定人的时候,人人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定了刘继贵、刘庆堂、张灵玉后,不料支书刘庆典说:“老曾家的大儿子是当年修水库的英雄,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照顾。这次让他的小儿子曾狗留去顶亦工亦农的指标,也算是党组织的一点关怀。”道理是冠冕堂皇的,几个大队干部纷纷表示同意。但他们心里如同明镜,都知道刘庆典跟老曾家的女儿曾巧兰打得火热,要是不让曾狗留去当工人,曾巧兰要不把刘庆典的小弟弟咬下来才怪。见刘庆典这么表态,妇女主任葛华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敢把自己儿子的事情说出来。刘庆典和她也有一腿,安慰葛华说:“小婶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庆立还在初中读书,他的事儿,等下一次机会吧。”  
  等寨子里的其他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几个人要走的时候了。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接受刘庆典的领导,公社领导和刘庆典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挑头闹起来的是红卫兵头目刘继先。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刘庆典对刘继先说:“日你妈,闹啥?不想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那些丑事儿?你有啥资格当工人,真是扳着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也不知道刘继先有啥把柄让刘庆典拿着,气势汹汹的刘继先马上蔫了,嘴里嘟囔着:“庆典叔,大鸣大放大字报,你咋不叫人提意见?理不顺气死旁人嘛,他曾狗留凭啥法当工人?”刘庆典说:“你哥当民工死了吗?要是你哥死了,我现在就向公社争取招工指标让你去!”刘继先知道自己没戏,边走边说:“当个工人有啥了不起的,叫我去,我还不干哩。”刘继先一撤退,一群年轻人立刻作鸟兽散了。 
  刘庆典亲手导演了我们大队夺权的闹剧以后,把刘继先扶了上来。刘继先虽然是夺到了领导权,心里明白这权是怎么夺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庆典的操纵之中。有一次,元叔对小宝和孙二孬说:“刘继先算什么红卫兵司令?不过是刘庆典的‘提猴儿’(木偶戏,我们那里叫‘提猴儿’),啥家也当不了!”小宝说:“我明白了,就是书上说的‘儿皇帝 ’、‘傀儡’政权!”元叔对小宝的悟性很赞赏,忽然警觉起来,又对他俩说:“咱们今天议论的,不要让高恩典知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们马寨小学,每年都会有四五个学生考入初中。这一年,因为闹“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毕业生,到1968年年底,积了三年的学生,才一道毕业,这个特殊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称作“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称作“小三届”。葛华的儿子刘庆立,就是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学生,刘庆立没有领到初中毕业证,本来打算滞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葛华觉得不合算,还怕他参加武斗把小命丢了,说啥也不让刘庆立再去上学。她想,凭着自己和刘庆典的交情,刘庆典总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及早安排工作,当然最好是当工人。这一次,由于没有给安排上,有一段时间,她对刘庆典的温度快降到了冰点。过罢年,刘庆典对夺了权的大队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说:“先让你庆立叔当民办教师吧。”刘继先马上点头同意。 
  同期的初中学生,还有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崔淑云的妈妈听说刘庆立当了民办教师,也找到刘继先,想让他把自己的闺女安排到学校里,刘继先说:“没有指标了,等等再说吧。”谁知三年以后,小公社并成大公社,我们寨子划归高楼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这几个初中毕业生,有条件去读高中了,反而成了好事儿。只有刘庆立恋着自己已经到手的位置,没有去上高中,当刘继昆、孙长运和崔淑云高中毕业以后,程度最差的刘继昆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崔淑云已经嫁人,依然自强不息,和刘继华、孙长运一道考上了大学。崔淑云毕业后,到我们县第一高中任教。孙长运公派出国留学。刘庆立说起这些儿时的朋友,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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