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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第30节 刻钢板
丁老师人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字好。马寨小学原来的课程表，都是丁老师用复写纸套写的，大殿里贴一份儿，老师们的办公桌前贴一份儿，教室里贴一份儿。丁老师喜欢表现自己，经常站在学校大课程表前观看，让老师们评价他的字，大家都说好，丁老师心里美滋滋的，把学校仅有的几项抄写活儿全包了。可惜我们马寨小学没有一个女教师，要是有女教师的话，再夸上他几句，他肯定非常幸福。只有发生春妮和陈聪老师搂抱那一幕后，丁老师才消沉过一阵子，一度对自己写那么好的字失去了自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买了一台弹力型油印机。刻钢板的活儿，自然还是丁老师代劳。丁老师当仁不让地把钢板、铁笔和衢州产的蜡纸，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刻钢板又叫刻蜡板，现在已经不见了，生产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的厂家肯定早已倒闭。但在当时，这种印刷设备比较先进，全国上下曾经盛行过许多年。丁老师备课、改作业不用心，刻蜡板却非常用心。他把蜡纸摊在锻有细密斜纹的钢板上，用铁笔在上边用力地刻字，虽然力透纸背，也必须适中，必须把蜡刻掉，又不能伤了里边可以透油墨的棉纸。
丁老师在小师范上学时，可能练过刻蜡板的基本功，有一手工整、均匀、好看的钢板字。他除了会在钢板上边绘画、制表外，最基本的是会刻写方块体和锥体两种字体。刻锥体字和刻表格时，只要把钢板平放就行，只不过在制表格时，还要用直尺管教着铁笔。刻方块体时，他把钢板呈45度角斜放，让蜡纸上边的格子与钢板的纹路一致，顺着纹路写字，横竖道自然很直，不懂的人想象不出，在凹凸不平的钢板上，怎么能够写出那么直的道道来。
刚刻出来的蜡纸，字迹是白色的，摊在黑漆桌面上，可以清晰地进行校对。如果发现了刻错的地方，丁老师能够巧妙地进行修改。他把蜡纸放在油漆桌面的光洁处，用铁笔的塑料杆上头光滑的“后肚儿”，在出错的地方，轻轻地研磨，可以把刻毛了的蜡质重新匀在刻出的槽道里。然后，点燃一根火柴，火柴着了一下，立即吹灭，趁热把火柴头贴近要修改之处熏一下，这地方的蜡纸就立刻恢复了原样，重新刻写，就可以把错误纠正过来。
刻好后的蜡纸，丁老师把它张在油印机的细纱网上，用蘸上油墨的油磙子推几下，下面的纸张就印出了丁老师的作品。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有几天，从来与小学无缘的公社武装部张部长，来到马寨小学，直接找到丁老师，与丁老师密谋了几个晚上。在那几天里，丁老师精神亢奋，神情庄严神圣，几乎整夜不睡，在备课本子上起草了十几页文稿，一贯刻空白表格的手，突然刻出了战斗的檄文。一张带有浓重火药味的印刷品，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通告”，在我们声顶寺大殿里炮制出笼。张武装部长亲自派大队里的“四类分子”，向各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送信，召集他们来公社开会。会上，张武装部长自封为马寨公社革命造反纵队司令、丁老师为副司令，发表了差点把祖师顶惊倒的造反夺权的讲话。会议下来，立即责成曹书记和胡社长，向革命造反纵队交出领导权。曹书记和胡社长迫于革命形势，乖乖地将公社的两枚印章交给了张武装部长和丁老师，并且乖乖地挨了几场批斗。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曹书记和胡社长沦为走资派后，与“四类分子”为伍，代替了元叔他们，开始骑着车子，向各个大队的革命造反组织，送达关于张司令和丁副司令的指示。他们毫无怨言，心里想的当然与“四类分子”不一样，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骑车子送信，到底比元叔他们跑得更快了一些。
各大队相继演出了夺权的闹剧。我们马寨大队的夺权，是支书刘庆典和刘臭蛋他哥刘继先密谋后，顺利移交的。刘继先改名为刘红卫，虽然姓刘，照样发誓同中央的“一家子”大走资派干到底，山寨里从此热闹了许多。
让走资派们骑自行车送信并没有坚持多久，仍然让“四类分子”独干这一行业。又过了几年，县革委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各大队还没有通电话的时候，首先接通的是广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老百姓仍然说是听“洋戏”。他们中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说，现在播送‘西门’（新闻），这西门也不知是啥东西，经常挨剥，皮毛肯定早就被剥光了。”还有的见了大队的民办教师，羡慕地说：“你们行啊，很快就转正了！”民办教师们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就解释说：“难道你们没有听广播里天天说，无产阶级转正（专政）理论，那你们不就快转正了吗？”民办教师们才知道他们听讹了。此时的丁老师，造反的生涯更加光辉灿烂，已经造到了县教育局，当上了一个县教革委的副主任。
马寨公社的革委会领导，也像元叔做的“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马寨公社的新领导买了一台大型收音机和扩大器（放大器），广播从此具备了另一种功能，就是通知会议。领导们趴在大收音机前对着喇叭大声喊：“喂，喂！”那边各大队的干部也对着自己家里的广播喇叭回话：“听到了！”相互的沟通从而方便快捷。这种趴在广播喇叭前喊话的情形维持了好几年。尤其是推广动圈喇叭后，比舌簧喇叭效果好得多，两边对话非常清晰。从此，“四类分子”送信的任务一去不复返了。
第31节 信教
在造反派夺权之前，我们寨子里的红卫兵组织，仍然在原大队干部领导之下。他们仿效城市里的红卫兵，开展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但是，无论红卫兵们磨破了嘴皮子，说“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必须加以彻底的荡涤，老百姓们总是搞不清啥是“四旧”、啥是“四新”，背语录也背得丢三落四的。寨子里的群众只知道他们瞎胡折腾，主要是扒小庙、砸石碑、捣毁老式门窗和顶子床上的各种雕刻。反正凡是不顺眼的东西，统统斥为“四旧”，都在破除之列。红卫兵们抓着了七太爷，本来想把他的辫子割掉，没有得逞，立即把邪火烧到了寨子少有的瓦房上，够下了那些传说可以辟邪的“兽头”。群众又造出了一个时兴的歇后语：“红卫兵上瓦房——够受（兽）”，专门用来比喻难以忍受的一些事物。
在破除外边能够看得见的“四旧”以后，红卫兵组织又把破除的目标转向了室内。造反派勒令各家各户把正堂屋的祖宗牌位和灶台上烟熏火燎的老灶爷、老灶奶画像，全部撕掉焚烧。红卫兵们的工作重点是搜查旧文化，烧各家各户收上来的戏本子、老皇历。最让寨子里的老读书人孙乃社心疼的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一批线装书，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说岳全传》、《说唐》，还有一些中医药偏背方，以及杂七杂八的图书，被重点收缴烧毀了。
七太爷受了剪辫子那场惊吓以后，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就躲。情绪一落千丈，一扫原来老小孩的样子，整天郁郁寡欢。小宝妈妈为了哄他开心，特地给他缝制了一个红宝书袋子，让他不离身，安慰他说：“七太爷，你只要背着这个，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七太爷本来就把毛主席当成人民大救星感恩戴德，小时候《三字经》都没有背熟，竟然在他九十多岁时，硬是背会了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著名的语录。
在这些年里，元叔一直处在劣势地位。他母亲原来与寨子里的一批老太太们信“洋教”（基督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烧香的绝迹了，走礼拜的活动中止了。元叔的妈常常偷偷地跪在床上，痛哭流涕，“主啊，主啊”地祷告，祈求上帝开恩，保佑元叔平安，保佑元叔能够早日娶个媳妇。
在我们寨子里，年轻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也不相信。奇怪的是，只要上了一点年纪，就要寻求精神寄托，信神信鬼的。越入老境，越是迷信，女人比男人更甚一些，大家好像不信一点什么，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似的。
过去的千百年里，老百姓们主要是烧香磕头，拜佛拜菩萨、敬老天爷、拜祖师爷，在我们山里人的心目中，是分不清佛教和道教的，只要是神，一股脑儿地都拜。到了临近解放的一段时间，从外边传进来了基督教，以后的十几年中，发展的势头迅速，有一批妇女们改信基督教，并且成立了教会组织。
我们那里把信仰基督教的人称“信主”人，信上帝和信基督都叫信主。最早把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