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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说，胡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 的隐讳说法，以为胡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 “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边唱歌（这也与我父亲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的样子很贪婪，连菜底的汤计都不漏掉，吱吱地倾着盘子吸个溜干净。饭后，我们坐在炉火旁谈天（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那张少年般的脸庞，他快捷的语调以及把茶水喝得很响的样子。后来我建议他为我拍一张照片（因为我注意到他背囊中有一次成相的相机，而我又迫切想看看那个夜晚的我）。他打趣道：“吃你一顿饭，总要付出些代价。”于是我就穿着毡靴，嘴里嚼着树脂，悠闲地坐在房屋一角。当照片坠落下来后，我发现那颜色和背景都出人意料的好，就想把它寄给你们。为了使你们早些见到乌回镇的我，我让他把信连同照片带走，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要离开乌回镇，他中途转机时路过我们的城市。
接着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天落雪了，这是从窗棂微妙的嚓嚓声感觉出来的。
我们把浓茶喝淡了，所有的话语已经化为炉中灰烬的时候，他忽然温存地说： “今晚让我留下，好吗？”
我摇摇头，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他便站起来穿上大衣，笑笑说： “文化女人。”然后用手抚了一下我的头发。
我看着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依然望着他在走向门口。我突然说：“你真像我父亲。”
“他一定是死去了。”他说。
我点点头。
他又说：“放心，路过你的城市时，我不会忘了发这封信。”
“谢谢。”这两个字彻底把他赶出门外。
那一夜我不断被恶梦扰醒。早晨起来时望着窗外飞扬的大雪，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忍不住伤感地落泪了。我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美好的夜晚付之东流。我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乌回镇，那样的夜晚永远不会再来了。想起他站在灶房一边做饭一边唱歌的情景，我的泪水就汹涌无边了。后来鱼纹拿着两颗奶糖跑来看我，他说他在家里就听见我的哭声了，他说人吃了糖后就没有眼泪了。我把鱼纹抱在怀里，吻他那双神灯般的眼睛。
你们肯定要嘲笑我的多愁善感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念你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来乌回镇看看，虽然见不到胡达老人了，但他的坟还在，鱼纹也许会画门神和财神给你们看。当然，如果这些人物都意外错过的话，雪是绝对不会拒绝你们的。因为漫长的冬天还未结束，雪三天两头就来一场，你们来看雪吧。只是如果你们也被雪意外围在塔城，胡达老人再也不能赶着雪爬犁接你们去了。
给你们的回信就此打住吧。黎明了，我得吃点东西了。今天的早餐是烤土豆，昨夜就把土豆埋进炉火的灰烬中，现在它们早已被炯熟了，温热气犹在，极其可口，是乌回镇人都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吃过土豆，我得去供销社买蜡烛了，因为来时买的几包已经用光了。还有，因为给你们写信，一个夜晚就这样以“不眠”而结束了，从供销社回来我得补上一个长觉。睡醒后，去一个叫郑顺才的人家，他女儿近日结婚，嫌那台作为嫁妆的缝纫机不喜气，让我去画一对鸳鸯。
畅饮“天河之水”
——迟子建访谈录（代序）
＊迟子建曾写过一篇题为《谁饮天河之水》的创作谈，谈到她对神话与传说所激发出的想象力的肯定和向往，她固执地认为“天上那条银河是水”，向往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迟子建在文学上的追求与理想。
十几年前，一位来自大兴安岭的自然的女儿，带着“北极村”的梦想与童话，带着古老的民间传说和大自然的清新，闯入了中国文坛。就像有了福克纳才得以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美国的南方小镇牛津城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有了迟子建，我们才走入了中国北疆那人迹罕至，常年被冰雪覆盖着的“北极村”和“白银那”。十几年来，迟子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已是成绩斐然，但她仍然很难被归入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她总是那么执着和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畅饮着“天河之水”，唱着一首温情而略带忧伤的歌，独自走在北国的原野上。于是，她卓尔不群的身影，她别具一格的创作，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道奇异的 “风景”。
文能：如果论创作的年限和影响，你在当代文学界也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了，能大致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
迟子建：“老革命”这个词使我发笑，因为我不由自主想到了“老朽”，好在 “革命”与“朽”在文学的范围内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而且我恰好也写了一篇名为《月光下的革命》的小说，所以对“老革命”这一对我来说颇有些喜剧意味的称谓也就能欣然接受。因为从创作经历来讲，我确实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我十八九岁便开始写作，很快发表作品，在当代青年作家中，确实是属于创作年限比较长的一员。
我的创作经历很简单，一九八一年我高考不理想，只是进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学制三年。学校周围自然景观不错，校园直接面对山峦、原野和溪水，景色妖娆而奇异，常常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而且那时是多梦的年龄，爱惆怅和伤感，于是就在日记本上抒发一些所思所想，同时大量阅读图书馆有限的中外名著藏书，悄悄地鼓励自己尝试写作。我写得最多的是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比如观察日落飞雪等情景，然后充满诗情画意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同时也对系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暗中做过肖像描写，这算是较早的文学训练。人的野心是在写作的不断磨练中渐渐滋生出来的，写得多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