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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艾因菲尔德太太还没有走出马特的办公室，就扶他重新坐到椅子里，想去招呼人来救护，但是他把她拦住了。马特坐了一会，才感到左手左脚恢复了点知觉，不过他知道没法自己驾车回家了。最后，由艾丽斯·艾因菲尔德扶了一把，他从后楼梯离开了办公室，艾因菲尔德太太开了自己的汽车，把他送回家去。在路上，他劝艾因菲尔德太太千万不要声张，生怕这件事情一传出去，就会把他当病人看待，他可死也不愿意人家这么样对待他。
一回到家，马特好不容易才上了床。一直睡到星期天傍晚，他才感到好得多，只是觉得心口时而有点突突跳动。星期一早上，他除了没有力气，什么都正常了，因此就上班去了。
不过，那个周末却过得很寂寞。他女儿巴巴拉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从前，他妻子在世那时候，总是帮着他度过象车型改换期间这样最最艰难的时刻，对他百般体贴，格外恩爱，不管等他回家等了多久，给他端来的饭莱也总是精心烹调的。但是，这些似乎都是非常遥远的事了，叫他常常会忘了弗雷达去世还不到两年。马特好不伤心地明白过来，在弗雷达的生前，他对她的看重还赶不上现在的一半呢。
他也不知不觉地怨恨巴巴拉一心只顾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马特真巴不得巴巴拉待在家里，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她随时都在家，就这样担负起她母亲的职责，至少要多少担负一些。弗雷达死后有一段时间，巴巴拉好象就是这样做的。每天晚上，她做好饭菜，父女俩一起吃，可是后来巴巴拉对外界的兴趣又渐渐恢复了，她在广告公司的工作多起来了，现在，除了晚上睡觉，除了平日偶尔匆匆忙忙吃一顿早饭以外，他们难得一起聚在御橡树住宅里了。几个月前，巴巴拉催着雇个管家。雇个管家他们还是雇得起的，但是马特不赞成这个主意。目前，厂里那么紧张，自己还得料理那么多的家务，他真后悔当初没有同意。
其实在八月初，他早已告诉过巴巴拉，他改变了主意，她不妨去雇个管家，巴巴拉听了回答说，等她空些，她就去办，但是眼前公司里事情太忙，要登个广告，当面见一见，把管家雇妥，实在抽不出这个时间。马特一听就火了，他认为管理家务是女人的事，甚至也是女儿的事；男人实在不必过问，特别是在他事务繁忙的时刻，就象现在这样。可是，巴巴拉却讲明，她认为她的工作跟父亲的工作一样重要，她这种态度，他既接受不了，也理解不了。
当前，还有很多事情也是马特·扎勒斯基没法理解的。他只消打开报，看到一些新闻表明传统准则被丢在一边了，古老的伦理道德都弃之不顾了，现有的秩序遭到破坏了，他不是满腔怒火，就是心头发怔。似乎人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包括合法当局、法庭、法律、父母、大学校长、军队、自由经营制度，甚至还有美国国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特他们这一辈人就是在这面旗子下作战和牺牲的呀。
依马特·扎勒斯基看，就是年轻人这样捣蛋闹事的，他对大部分年轻人也就越来越痛恨：那批长头发青年，叫人简直分不出是男是女（马特依旧留着空军式小平头，当作一种标记）；还有自命无所不知的学生，一肚子书本知识，满嘴巴麦克卢恩（当代加拿大电子物理学家、作家、《探索》杂志主编。译者注）、马克思、切·格瓦拉；还有黑人激进分子，要求太平盛世当场降临，不甘心慢慢前进；还有其他一切提抗议的，闹风潮的，对眼前的一切都瞧不起，谁敢不同意就毒打谁。在马特看来，这一帮小子都乳臭未干，十分幼稚，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半点贡献也没有……他一想起这批年轻人，肝火和血压就一齐上升了。
巴巴拉固然不是造反学生，也不是抗议人士，可是她对那些事情多半都公开表示同情，这也几乎一样糟糕。马特认为这都要怪他女儿结交的那批人，包括布雷特·迪洛桑多在内，对这个人他还是不喜欢。
实际上，马特·扎勒斯基也跟他这把年纪的许多人一样，年深月久的看法把他束缚住了。巴巴拉同他谈话，有时候会争论得不可开交，在谈话中，巴巴拉想要说得他相信她的观点：大家的眼界已经扩大了；一度认为万世不易的信仰和观念受到了检验，发现原来纯属虚妄；年轻人藐视的，不是他们父母一代的道德，而是满嘴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不是古老的道德准则本身，而是往往以所谓道德准则作为掩护的假冒为善和自我欺骗。其实，目前是一个探索的时代，是一个激励思索的时代，对人类只有百利而无一弊。
巴巴拉这番打算失败了。马特·扎勒斯基缺乏眼光，他把身边的变化仅仅看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正是怀着这么样一种心情，再加，人又疲乏，胃里又疼个不停，马特很晚回到了家里，却发现巴巴拉和一个客人早已在屋里。那客人就是罗利·奈特。
那天近黄昏时，靠了伦纳德·温盖特的安排，巴巴拉在闹市区同罗利会了面。她是打算进一步了解黑人，特别是罗利，在内城以及在困难户招雇计划实施下的生活和经历。纪录片《汽车城》现在已经接近最后剪辑阶段，有一部分配音解说词还得等她摸清了情况才好下笔。
开头，她把罗利带到了记者俱乐部，但是俱乐部里拥挤喧闹得异乎寻常；况且，看上去罗利也有些局促不安。巴巴拉一时高兴，就建议驱车到她家去。
于是他们就来了。
她兑了两杯加水威士忌酒，各人一杯，接着又匆匆忙忙弄了火腿蛋，做成简单的晚饭，放在两个盘里，端到起居室；这样，罗利才逐渐轻松起来，也乐于应对了，于是他们就谈起话来。
过了一会，巴巴拉把酒瓶拿进起居室，又各倒了一杯威士忌酒。屋外，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到了头了——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了。
罗利向四下看了看这陈设雅致、但并不奢侈的舒适房间。他问：“这儿离布莱恩路、十二号街有多远？”
她告诉他，大约有八哩路。
他摇摇头，咧嘴笑了笑。“倒象有十万八千哩呢。”
布莱恩路、十二号街就是罗利住的地方，那天晚上，布雷特·迪洛桑多和伦纳德·温盖特就是在那里看着一些镜头拍摄的。
巴巴拉三下两下把罗利的想法记下了几个要点，心里想，这作为开场白可能恰到好处，正在这时，她父亲走进来了。
马特·扎勒斯基怔住了。
他不胜惊疑地看看巴巴拉和罗利·奈特，两人坐在一张长靠椅里，手里拿着酒杯，当中地上放着一瓶威士忌酒，旁边是吃光了的晚饭盘子。巴巴拉一惊，她原先做着记录的小本子从手里滑了下来，掉得看不见了。
罗利·奈特和马特·扎勒斯基虽然在装配厂里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话，可是彼此马上认出了。马特的两只眼睛象不相信似的，从罗利的脸上移到巴巴拉的脸上。罗利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咧嘴一笑，把酒一口喝完，接着一副模样有些犹疑不定了。他用舌头舐了舐嘴唇。
“你好，爸爸！”巴巴拉说。“这位是……”
马特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头。他瞪着罗利问道：“你上我家，坐在那儿，到底干什么……？”
马特·扎勒斯基那家汽车厂里的劳力大都是黑人，几年管理下来，马特不免蒙上一层种族宽容的油彩，但这始终只是一层油彩而已。骨子里依旧保留着波兰父母和怀恩道特街坊的观点，把黑人都看作低人一等。现在，他看见女儿在自己家里招待一个黑人，无名火又冒起来了，再加紧张和劳累，火就更大了。言语举动都不考虑后果了。
“爸爸，”巴巴拉厉声说，“这位是我朋友，奈特先生。他是我请来的，请别……“
“闭嘴！”马特转过身子，冲着他女儿喝道。“回头我再跟你算帐。”
巴巴拉脸色顿时煞白。“你这是什么意思——跟我算帐？”
马特不理她。两只眼睛依然死盯住罗利·奈特，手指朝着他刚才进来的那扇厨房门一指。“滚！”
“爸爸，你敢！”
巴巴拉刷地站起身，快步向她的父亲走去。刚一到他跟前，他就给了她狠狠一巴掌。
他们好象在演出一出古典悲剧，现在轮到巴巴拉觉得不可相信了。她想：
哪会有这样的事。一巴掌打得她脸上热辣辣的，她猜想腮帮上准留下了巴掌印，不过脸倒还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心灵如何。这好比踢开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一个世纪来人类的进步和相互谅解，石头底下露出来的竟是一个溃烂的脓包，这就是潜藏在马特·扎勒斯基心灵里的那种蛮横、愤恨、固执。
巴巴拉呢，因为是她父亲的女儿，这会儿也跟着受罪。屋外，一辆汽车停下来了。
罗利也一直站着。刚才，他因为人地生疏，壮不起胆来。现在，胆又壮了，他就对马特说：“操你，臭白佬！”
马特声音都发抖了。“我说滚。马上滚！”
巴巴拉闭上了眼睛。操你，臭白佬！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呢？以怨报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先后不过几分钟，屋子的边门又第二次开了。走进来的是布雷特·迪洛桑多，他高高兴兴朝屋里喊道：“叫不开门。”他望着巴巴拉和马特，满面春风，接着就发现了罗利·奈特。“你好，罗利！真想不到会看到你。怎么样，好朋友？”
看到布雷特对年轻黑人这样熟不拘礼，马特·扎勒斯基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疑惑。
“也操你，”罗利冲着布雷特说。他一脸不屑，瞅了巴巴拉一眼，就走了。
布雷特问另外两个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班机着陆还不到一小时，他一下飞机，就从都城机场，开了汽车，穿过市区，直接来了。他一心要来看看巴巴拉，把他个人的决定和回家途中着手制定的计划告诉她。他兴头十足，因此一进门来，有说有笑。现在他认识到是出了什么严重的事了。
巴巴拉摇摇头，噙着眼泪，说不出话了。布雷特走过来了。他伸出胳臂搂着她，小声劝说：“不管是怎么回事，都要放开点，不要难过！我们回头再谈吧。”
马特含含糊糊说：“听我说啊，也许我是……”
巴巴拉的声音压过了他。“我不要听。”
她沉住气，从布雷特的怀里挣脱了身，布雷特知趣地说：“假如这是家庭纠纷，你要我离开的话……”
“我要你留在这里，”巴巴拉说。“你走，我也跟你一起走。她顿了一下，然后直愣愣瞅着他说：“你已经求过我两次了，布雷特，要我去跟你住在一起。如果你现在还要我去，我愿意跟你去。”
他深情地回答：“你也知道我当然要啦。”
马特·扎勒斯基一屁服倒在椅子里。他刷一下抬起头来。“住在一起！”
“不错，”巴巴拉冷冰冰地应道。“我们不结婚；我们俩谁也不想结婚。
我们只是同住一套房间，同睡一张床……”
“不行！”马特一声咆哮。“说什么也不行！”
她警告了一句：“你敢来拦我！”
他们四目对视，相持了片刻，她的父亲终于垂下眼帘，双手抱住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