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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卢没有把握地笑了一下。罗利·奈特没有吭声。
黑人处长啜了一口酒。“你知道扣发工资的事情吗?第二次的?”
罗利还是不作声。
“今天干活时有人告诉了他,”梅·卢说。“据说他再也领不到支票了?
对吗?”
“他有一部分拿不到。不过,他要是丢了工作,那不管怎么样,再也拿不到支票了——不管哪个人,都一样。”温盖特接下去就解释“扣发被告工资”是怎么回事——根据法院裁决,扣发工人的工资,把扣发的工资交给债权人。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汽车公司和其他厂商老板都讨厌这个“扣发被告工资”制度,但是没法可想,只能服从法律。
果然不出温盖特所料,无论是罗利·奈特还是梅·卢,都不了解头一次扣发工资的事,罗利也不知道,按照公司和工会合订的规章,第二次扣发工资,可以把他开除。
“这里面有个道理,”温盖特说。“扣发工资给发薪部门增添了不少工作,这就要公司花钱。”
罗利脱口骂了声:“狗屁!”他站起身,在房里打转。
伦纳德叹了口气。“假如你要听听我的真心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你说得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力想法帮你忙的道理。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
梅·卢瞟了罗利一眼。她舔了舔嘴唇。“他要你帮忙,先生。他最近总是沉不住气。他一直……他啊,真是心烦。”
温盖特不由得纳闷起来,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如果罗利象梅·卢说的那样,只是今天才知道扣发工资的事,那么他显然不是为此而发愁的。他决定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只能办这么一件事,”黑人处长告诉他们说,“那就是请人替你们管财务,尽我们力量帮你们达到收支相抵,想办法让你们从头来起,你们也必须明白,只有你们要求这么办,我才能这么办。”
他接着又解释说这套办法如何管用。这本来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名下一个工厂的人事科长吉姆·罗布森设想出来的,目前其他公司都照此办理了。
他告诉罗利和梅·卢,此时此地他们就必须把全部债务的清单交给他。
他会转给罗利厂里的一个高级人事人员。那人事人员是在业余时间办这个额外差使的,他会把单子查阅一遍,看看到底欠了多少钱。接着就给债权人一一打电话,尽力劝他们同意把分期付款的期限放长,每期数目减得公道些,另一方面,将扣发工资撤销。通常债权人是同意的,因为否则只有一个结果:
当事人免不了失业,这一来,他们就什么也到不了手,工资扣不扣发都一样。
接下来还会向职工提出一个问题:每周的最低生活开支是多少?这次的对象就是罗利·奈特。
一旦决定这么办了,每星期都会把罗利的支票半途拦住,送往人事处。
每星期五,他就上人事处报到,在支票上背书,交给那经办一切的人事人员。
温盖特告诉他们说,那人事人员的办公室里,通常挤着五十来个工人,他们都有经济困难,正在帮助他们达到收支相抵。大部分人都表示感激。
之后,那人事人员就会把罗利的支票存在一个特别户头里——用的是那人事人员的姓名,因为公司并不正式参与这样的安排。从这个户头里,他照商定的数目给债权人开出支票,给罗利开出另一张支票——结余工资,作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到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那人事人员就功成引退,罗利又照常领取他的支票了。
帐目可以公开审查,经办这种事务,无非是帮助经济有困难的工人,不收任何费用。
“这对你们来说可不容易,”温盖特警告说。“要办成功,你们就只能靠很少几个钱过活了。”
看样子罗利正要反对,梅·卢赶紧插嘴了:“我们可以这样办,先生。”
她看看罗利,温盖特发觉她眼睛里既有威严又有孩子气的深情。“你会这么办的,”她一口咬定。“是的,你会的。”
罗利似笑非笑,耸了耸肩。
可是,明摆着罗利·奈特还在发愁——真的发愁,伦纳德·温盖特这么猜想——为了另外什么事发愁吧。他又一次纳闷起来,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我们坐在这里,”伦纳德·温盖特一来,巴巴拉·扎勒斯基就说道,“一直在猜测那两人能不能对付得了。”
这伙人中只有巴巴拉是记者俱乐部会员,她做了其他三人的东道主。她、布雷特·迪洛桑多和韦斯·格罗佩蒂一直在酒吧间里等着。这会儿,他们四个人搬到了餐室的一只桌子旁。
就记者俱乐部来说,底特律的记者俱乐部也列为全国最好的一个。那里地方不大,经营得法,烹调绝妙,人人都向往在那里当个会员。说也奇怪,虽然记者俱乐部跟汽车工业天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密切关系,但是,四面墙上简直没有什么装饰叫人一看就能想到这种关系,有人认为,这正是心虚的流露。唯一的一件,客人一进门就迎面看到,是从一九四七年一份报上剪下的令人丧魂的第一版,头条新闻写道:
福特逝世
死于点油灯
无暖气之屋相形之下,有关战争和宇宙飞行的情况,倒装点得异常突出,或许这就是报人有时候患远视症的证据吧。
他们一叫好酒,温盖特就回答了巴巴拉的问题。
“但愿我能说一声是的。可是我没有把握,原因就在于制度上。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象我们这样的人,多少可以同制度周旋一下。象他们那种人,却多半办不到。”
“伦纳德,”布雷特说,“今天晚上听起来你倒象是个革命家了。”
“听起来象是革命家,并不等于就是革命家呀。”温盖特阴郁郁地笑笑。
“我并不认为我有勇气;再说,我也不够资格。我有个美差,银行里有存款。
不管哪个人,一有了这些,就要牢牢保住,不让这一切化为乌有。但是我也要对你讲明:我知道我那个种族的人为什么成为革命家。”
他拍了拍上装里鼓出来的一叠东西。这是他临走前梅·卢给他的一束单据。都是些发票,分期付款契约,信贷公司的催款通知。温盖特出于好奇心,早在汽车里逐一翻了一下,他看到的一切,不由他不惊奇,冒火。
他把他跟罗利和梅·卢谈话的内容对其他三个人复述了一遍,略去了一些不便外传的数字,但是,不听这些,他们反正也弄得懂是怎么回事,他也发觉他们都关心这件事。
他说:“你们见过他们放在那间房里的家具。”
其他三个人点点头。巴巴拉说:“那不算好,但是……”
“不必说假话了,”温盖特对她说。“你我都清楚,那是一堆表面好看的破烂货。”
布雷特不同意说:“那又怎样!要是钱多他们买不起……”
“可你哪里知道他们是买不到,出了钱也买不到好的。”温盖特再一次拍拍口袋里的单据。“我只是看了看发票,看来发票上开的价格比家具的实价,少说也要高出五倍。那两个人,凭他们付的钱,说得确切些嘛,就是凭他们签字的一张信贷合同,本来是可以从吉·尔·赫德森或者西尔斯那样有名的家具店里买到上等货的。”
巴巴拉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买不到呢?”
伦纳德·温盖特伸出双手,放在桌上,探出了身子。“因为,我亲爱的、天真的、有钱的朋友们啊,他们根本分不出好坏。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怎样东掏西挑或者用心购买。因为,如果你手头从来没有过现钱,去学这一套可没多大意思。因为,他们到了黑人区一家白人开的铺子里,那里把他们给骗了——就是这么着!因为这样的铺子有许许多多,不光是底特律有,其他地方也有。我知道。我们见过其他人也走上这条路。”
一桌人寂然无声。他们要的酒都端来了,温盖特一口口啜着加冰的纯苏格兰威士忌酒。过了一会,他说下去了:“他们买进的家具和其他一些东西,还给他们带来个小小的问题,要他们付信贷费呢。我算了一下。照我看来,利息好象是在一角九和两角之间。”
韦斯·格罗佩蒂轻轻打了个唿哨。
巴巴拉问道:“你们的人事人员,照你刚才讲的,找债权人谈话时,他能不能想一点办法,把家具帐单或者信贷费减低一些呢?”
“信贷费嘛,也许可以办到。”伦纳德·温盖特点点头。“这件事,我自己可能去打个交道。要是我们打个电话给信贷行,用上我们公司的名义,他们往往会听从,也会公道一些。他们明白,大汽车厂商如果存心要压他们一下,是有种种办法的。但是,讲到家具嘛……”他摇了摇头。“那可休想有办法。那帮骗子手会发笑的。他们把垃圾货尽量抬高价格出售,然后打个折扣,把单据转让给信贷公司。支付这笔差额的,就是象罗利那样根本付不起钱的小八拉子。”
巴巴拉问:“他的饭碗保得住吗?我指的是罗利。”
“只要不出其他事情,”温盖特说,“我想我能打包票保住。”
韦斯·格罗佩蒂催促道:“看在老天爷份上,不要再谈下去了!让我们吃吧!”
这天晚上,布雷特·迪洛桑多,一反常态,大半时间都不出声,在接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沉默。今晚布雷特看到了罗利·奈特和梅·卢的生活条件;他们在那座破败不堪、一股垃圾臭味的公寓里的那间简陋斗室;那一带不计其数的其他楼房,或者是不相上下,或者是等而下之;内城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病痛和贫困,这一切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以前他也到过内城,走过那里的街道,但是,刚才几个钟头里的见识和沉痛心情,以前却从未有过。
当初他所以要求巴巴拉让他看看今晚的拍片,一则是出于好奇,一则是因为她整颗心都放在这个计划上面,近来难得和他见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竟然也深深陷了进去。
倒不是说他以前没有发觉底特律黑人区的种种问题。当他看到住房方面可怕到极点的情况,他决不会蠢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呢?布雷特早已知道,那里的人,特别是黑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尽管内城的生活费用很高,但是郊区的生活费用还要高,哪怕郊区肯让黑人搬去,也不行。何况有的郊区还不许黑人搬去,依然用上成千种微妙的和不怎么微妙的手法,在实行种族歧视呢。譬如说迪尔博恩吧,那里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大本营,优点有不少,算到底,最后一项就是没一个黑人居民,原因是中等阶级的白人人家把黑人当做冤家对头,凡是那坐稳交椅的市长搞出来的刁钻促狭手法,他们都支持。
布雷特也知道,在当地的一九六七年暴动之后,成立了用心良苦的新底特律委员会,最近又改称为新底特律公司,他们曾经出力帮助内城建设。基金全部凑齐了,有些住房也开始兴建了,可是,正如一个委员指出的:“我们是通告长篇累牍,砖头少得可怜。”
另一个委员想起了塞西尔·罗得斯(十九世纪末英国资本家、殖民主义者、血腥剥削和残杀非洲〔南非〕黑人的刽子手。译者注)临死前的一句话:“做了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