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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4年第6期-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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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搞一些装置,根据设计的大体框架搞一个小型的装置,从这个装置里边来测试,来找到数据。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干了。 
  宋任穷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刘杰说,我记得那时宋任穷同志要到东北去的时候,当时有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来给他送行,我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对我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没人扶也是一种解放 
  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的研究。 
  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1960年4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伴,在四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约五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结果自然一样。1961年中,周光召调来,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利用我们在大学都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毓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九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5%左右。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曾提到过的数据,我们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数据是在用人为粘性处理冲击波时,在振动收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略掉的数据。当时我们既诅咒它,但也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作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以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胡思得说,彭公他有一套办法很厉害,就是粗估的办法,当时给我们上课讲粗估的办法,就强调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的估计,这样就势如破竹,很快就进行下去了。我们当时大学刚毕业,经常看到这些专家互相争来争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黄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当然是高一辈的了。我就随便跟他讲起白天专家们的争论,我是特别佩服他们知识很渊博,看问题很深刻。黄祖洽说,你不能光看到他们学术水平的渊博,你得看到他们那些思维的方法。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都能学到,你就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他跟我讲,彭公彭先生有个著名的公式,如果有个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无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很繁杂,好多个因素,你总要抓住主要的东西。他就把两个因素进行比较,甲比乙,如果乙比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于无穷大了嘛。这两个东西,如果甲比乙是等于三的话,也就是说甲的影响比乙的影响大三倍的话,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暂时不要考虑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处理好,甲处理好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继续研究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之重要。刚开始我们当然都不会搞原子弹,那时候,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计算到那里发现不对了,不对以后,后面就没法干下去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算的是对的?如果不对,从现在开始就不对,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问题,那么大家就讨论。当时这些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四大巨头都已经来了,再加上邓稼先、何祚庥、黄祖洽,应该说全国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集中到我们这儿,大家来攻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从自己熟悉业务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差出来?为什么别的都对,到最后就不对了?我们更多的总是自己来找原因,因为我们过去不会,总怀疑自己错了,想办法进行各种各样的改进,这样先后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来,你有一个数没考虑进去,好,就把它考虑进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过程中院里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和那些权威平起平坐,因为第一手材料在我们这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竺家亨说,那个时候风气确实比较好,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专家和领导们都特别忙,像朱光亚有时还要忙家务,洗衣服做饭,有时我们去他家,他出来和我们握手时手还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邓当时也一再强调,要平等讨论。我们的专家像周光召、黄祖洽等人,调来之前就都有名气,各有各的脾气。你像黄祖洽脾气就特别大,有一次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去向他请教,他指着人家说,这个问题你还来问我吗,你要是我的儿子,我两巴掌扇你一边去。而老邓他就能把他们都磨合起来,一起齐心协力攻关。当时大家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我们搞计算的有具体计算的实际经验,领导因为业务基础比较好,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有分析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强调在学术讨论会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要做这么多次计算,因为每遇到一个问题就要搞懂弄通。比如那个数据问题,就费了很大劲,后来周光召看了我们的结果,就提出来一个最大功的原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共装了多少炸药,这些炸药能量全部放出来,而且是根据它哪些部分要往外分散,哪些部分可以往里用,把最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形成爆轰波往里传。经过对它的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是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你把所有的炸药都用上,你还达不到,那你说这个数据对吗?老周他很有个性的。科研的东西他抓得很牢,当时是60年代初,政治活动很多,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劳动什么的,周光召有时就要发火,他说不行,我们的工作时间都被你占了。比方说要歌咏比赛,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都集中起来,他有时下命令不许大家再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32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这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5%。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的不是足够小,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怎么会不对的。不对是数据抄错了,还是什么呢?不是,它在计算过程里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1960年5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说你还有什么话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去,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我就去报到。我爱人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也不问,我也不说。那个事情现在也不大容易想象。当时为什么上午11点跟我说,下午两点钟就让我来报到?原来调令下了几天了,因为学校里不想让我去,想换个人,后来上边来催,学校里就紧张了。我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不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1964年原子弹爆炸,到1984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20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24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1945年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了,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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