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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先后两三次偷偷地打发自己的子女从经济上接济比他更陷入困境的巴金与汝龙；更是表现出他那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义气；可称得上是高风亮节。后来因为汝龙就此写了文字；巴金也在自己的《随想录》记载了此事；故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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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使我感念难忘的；是李健吾对后学晚辈的厚道与热忱。
其一：我的第一篇翻译是健吾先生校对的。对于这件事我曾在《被逼出来的一个译本》一文中，作过如下的记载：我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做编辑、翻译工作。这个丛刊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翻译介绍西方诗学、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经典理论文献，但每一期都配一两篇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或者是作家的文学书信、文学日记。每期特定中心主题的重要篇目均由编委决定，译者也由他们提名。被提名者皆为翻译界有理论修养的专家、教授。至于重点主题之外的配搭文章，则由编辑部里两三个年轻的编辑自行选定与组稿，当然所有的译稿都需经编委的审阅通过。记得1959年的一期中，正好缺一篇配搭文章，于是，我便将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我选定了莫泊桑的《论小说》这一篇在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论中脍炙人口的理论文字。由于当时需要赶时间发稿，来不及请著名翻译家译出，只好由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来试试。说实话，当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个高层次的学术庙堂，是轮不上我这么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两年的小字辈入场的，因此，我这个选题与译文由领导交给了编委李健吾审阅批改。李先生也和钱锺书、朱光潜一样，对后学晚辈充满了爱护与提携的热情，不像我所遇到过的学界“焦仲卿之母”那样，以扼打虐待为能事、为乐事。李先生通过、赞许了我所提出的选题，在百忙中审阅了我的译文，只在莫泊桑所引证的布瓦洛的那句诗上，改动了几个字。原来，我把这一句诗译得甚为刻板，有点“硬译”、“死译”。而李先生则改得很活，两三个字之差，达意传神，优劣尽显，正像那首诗所言，显示了“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
其二：我的第一批翻译，其选目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由健吾先生指点的、提供的。外文系出身的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往往是从文学翻译起步，我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之前先做了几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由于岗位的性质，我早期的一批翻译成果很少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篇章。当然这两种翻译颇为不同，理论翻译有它特定的难度，对于年青的译者来说，哪些理论批评的名著名篇该译、可译；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大森林，究竟什么地方有美味的果子好采，可以采哪一种，应该采哪一种，你都会感到茫然的。李健吾对我正起了这种指点者与引导者的作用，如十七世纪大学者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与巴尔扎克的挚友菲力克斯·达尔的《〈哲学研究〉导言》，以我个人当时的知识积累与学力，是怎么也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宝贵的选题的。它们就像两颗宝石埋藏在地底，正是健吾先生将这两个选题指点给我，并主动将两本原书借给我用，我才得以译出的。我还记得那是两本旧得发黄的法文书，想必是他早年在法国购存的，其中一本是有关巴尔扎克的资料汇编，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一看就是“善本书”，用俗话来说，是“压箱底的存货”，在还没有“七星丛书”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当时；实在是宝贵得很！
其三：我出版的第一个翻译成果《雨果文学论文选》；首先是得到了健吾先生的首肯与称赞。由于我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雨果；走上工作岗位；便一直保持了对雨果的兴趣；并一直没有中断对雨果文艺论著的翻译。从容译来；自得其乐；因雨果的理论篇章写得华美瑰丽；文采斐然；翻译之中若遣词造句巧妙得手；那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数年磨一剑；到六十年代初；总算译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选集；有幸被列入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名著译丛”的出版计划之中。这个译丛是著名的“三套丛书”中的一套；要算当时国家最高层次的译事项目；被视为巍峨的学术殿堂；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辛未艾等名家所译的理论著作都已收入其中。这个项目本来审稿制度就很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青的译者当然更要慎之又慎；全部译稿必须经过多位资深专家一致审查通过。译稿先是交李健吾与鲍文蔚两位专家审阅；鲍文蔚是法文翻译界与李健吾同辈的一位权威；以善译难度较高的作品著称。审查通过了；健吾先生还直接告诉我；他与鲍先生都认为“译稿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其中《〈克伦威尔〉序》译得特别出色”；他还补充了一句：“鲍先生特别要我告诉你这一点。”《〈克伦威尔〉序》是雨果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洋洋洒洒五六万字；是批评史上一篇经典文献；文笔如天马行空；而且旁征博引；典故繁多；翻译难度很高。译文能得这两位师长的首肯与赞赏；说实话；我是深感荣幸的；几年的苦熬苦译；得此褒奖；岂能不有点“欣喜若狂”？多年来；这件事我一直感念难忘；因为它是我青年时期漫长行程中难得遇见的一件充满了善意、关怀与温暖的事件；特别是与这部译稿后来的遭遇相比更是如此。译稿通过李、鲍二位审查后；还得通过那套丛书的一位掌实权的权威批准后才能“放行”。那位人物既然可以公开辱骂傅雷为“洋场恶少”；对我这样一个“年少”的“初生牛犊”；就更不会有什么善意；译稿在他手上居然压了将近一年；最后只审校了一千五百字；而他的审查鉴定书；既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否定性的意见；但也有意不作任何肯定。他身居要职；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显然就是故意要“让这盘菜黄掉拉倒”。拖延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出版机遇终于因“文化大革命”的来到而彻底丧失了；这一误就是十多年！直到“十年浩劫”之后的1980年；这部译稿才绕过了那位先生的阻碍得以出版。
其四：我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出版时；最先得到了；用健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得到了他“雀跃欢呼”。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开始写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我开始做这件事的动力；仅仅是对“四人帮”那一套“无产阶级政治”与“革命路线”看透了、厌透了；不想再浪费时间与生命；而想去做点值得做的事情。说实话；就是为了躲避现实；找点寄托；并无任何实在的企图。因为那时仍旧是在“文化浩劫”期间；实在看不到将来有可发表、可出版的前景；于是做起来也就特别潜心；但求寄托自我；忠于自我。这样；一方面就充分释放出了我们被“十年浩劫”惨重压碾与摧残的对传统文化、对人类精神遗产的感情；努力把大学毕业后十来年积累的学养与见识尽数施展出来；另一方面；则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要摆脱从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方兴未艾的极“左”文艺思潮；甚至力图与那条“革命文艺路线”对着干。这两个方面的自我意识；成全了《法国文学史》：写于“文化浩劫”中的上册；却脱净了“文化野蛮主义”的气息；脱净了“四人帮”那种“红彤彤的革命色彩”。一般来说；在“四人帮”时写就的论著与文章；由于总有流毒的痕迹；到“四人帮”垮台后是无法出版的；梁效成为过眼烟云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而《法国文学史》上册却只字未改于1979年得以出版。坚持了，努力了；脱颖而出了；有了多卷本的架势；有了真正的文化气息；坦率地说；我认为应该得到回报与赞扬；但我没有想到；回报与赞扬并没有来自“翰林院”里的领导与“同志们”；而是来自李健吾；惟一的李健吾。他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千字的文章；又是“不亦说乎”；又是“兴奋”；又是“雀跃者再”；真是热情之至。作为一个长辈；竟把后生的进展与成功视为自己的欢乐；其情状就像一个天真的儿童；这种忘我的人、赤诚的人；你见过吗？不仅高兴得像小孩过节一样；而且还有智者的见识与明悟。他毫无保留地这样说：“世纪变了；现实变了；旧的该让位给新的”；“作者为中国人在法国文学史上创出了一条路”。他还讲出长者的赤诚心地与肺腑之言：“老迈如我之流；体力已衰；自恨光阴虚度；无能为力；而他们胆大心细；把这份重担子挑起来；我又怎么能不为之雀跃者再？”试问；李健吾此种襟怀；此种意境；此种品格；学界有几人能有？而头戴冠冕、身居高位、人贵言重、炙手可热的庙堂人物却偏偏比比皆是。
在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与学科内；传道授业的方式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在人文学科里；我不大相信“手把着手教”是一种普遍适用、绝对必需的方式；因为；人文学科的研习很重要的是靠习者的个人感悟与体验；“手把着手教”；对教育者而言是不堪其负；不胜其烦的；而对研习者来说；若无个人的感悟；也是收效甚微的。人们常见某些“手把手教”的培养对象，某些内定接班人之所以少有成大器，而多有无大作为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在人文学科里；善意的关怀；必要的指引；重要时刻的援手以及热情的鼓励；却如阳光、空气与水；足以使树苗茁壮成长了。
我在“翰林院”里大半辈子以中等的资质；历经摔打、敲击与点批；终未趴地不起；反倒多少还长了一些个头；做出了一些事情；除了因为自己还算勤奋求活，自强不息外，就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仁厚师长的如和煦阳光般的善待与鼓励了。这里，有几个名字，我是终身未忘的，首先是李健吾，还有蔡仪、钱锺书与朱光潜……及至不才侥幸“出道”、“掌门”，之所以尚能不忘要求自己敬老尊贤、善待同门，奖掖晚进，并尽力援手、提携，实乃先贤之德润我细无声所致也。
虽然李健吾对我关怀鼓励有加，但我们之间的状态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若水”，既无半点封建师徒关系的成分，也丝毫没有门户派系的气味，甚至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色彩。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青年党员与一位“党外老专家”的关系，一切都是采取公事公办的形式，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形式。只是过了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从一件事、一个称呼中才发现、才体会出他那种父辈式的亲切与感情。
1982年夏，美藉华人作家木令耆到北京访问，她是朱虹在美国的老朋友，因此要我陪同她、引进她去见几位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李健吾。那是一个晚上，在李健吾的干面胡同寓所，时间虽只有两个来小时，但唔谈甚欢。李健吾像平常一样谈兴很高，热情洋溢。谈到他“文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