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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严文井刚当连副指导员。一天工间休息，我同他谈了这件事情。他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反右时一些人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家庭出身翻案而被划成了右派。严的一句话把我吓懵了。严接着安慰我：出身不由选择，道路自己走嘛！你年轻，不会怎么影响你今后分配工作的。
——这大概是1971年的八九月。我只能将一腔郁闷压在肚子里。好在连里同事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当然，我想，按严文井的谨慎他会这么说；按他的水平和为人，他可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帮我说话。我之所以没有跟郭小川说，是因为他那时已被干校军宣队“封杀”。郭小川为516们仗义执言已经得罪了军宣队。
谢天谢地，我有生以来最为郁闷和黑暗的日子只有三四个月。
9。13之后
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件对中国政局是个转折，对五七干校是个转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对我个人或许也是转折。
我比一般同事早知道那么一两周，是因为我在北京搞文联系统中央专案的北大老同学胡志钏给了我一封信。胡原先是志愿军参谋总部的，后来作为调干生上了北大，是我们班上最年长的，而我恰恰是班级里最年幼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从一进校门直到晚年。即使我受审查期间，他也悄悄给我父母写信并安慰他们。
胡的信写于9月20日。他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北京有大事，关系到接班人。胡还说你们也会传达的。
经历了几年“文革”，听了千百遍“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我明白林彪出事了。再看看国庆期间报纸，林彪没有出面。怪得很，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一时忘了自己是“反革命地主”的狗崽子了。但经验告诉我：不能对任何人讲。
干校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是一个多月以后，农事已经比较闲了。那时我跟张光年住一屋，张光年属中央专案，暂时不能听。冯牧可以听。听完传达不久我和冯牧被派往湖里看棚子，棚子旁有堆积如山的稻草垛和连队的农具，怕老乡去偷。这样的看守任务属于轮班；大批革命群众在营房区继续学习讨论913事件，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明察秋毫，声讨林彪的狼子野心和弑君之罪。
在与冯牧共同看守“大军草料场”的时间仅两周，那是极其愉快的两周。就冯牧而言，林彪的垮台意味着他和侯金镜“恶毒攻击”的罪行不复存在，他们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久就可以摘掉；就我而言，我觉得军宣队的作用会小了，而作协的老干部将真正出山主持工作，他们的政策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果然，初冬刚刚开始，干校开始了整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湖北军宣队逐渐“淡出”直至全部撤离。我不是党员，自然不能参加整党。但当我听说作协新的党支部宣布成立，我竟十分激动。本着吐故纳新的原则，自然要发展新党员；我自然是没有资格的，但我听说不但群众中没有人，连支部中都没有一个人提名的“超左派”某排长可以入党时，我又是一阵激动。
“文革”至今五年多了，作协终于真正有了党的组织。尽管当时仍然很“左”，许多“文革”初因为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而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的好同志迟迟未能恢复组织生活，但毕竟不是军宣队一个连长排长一人说了算了。李季出任支部书记，郭小川管干部审查。庆祝新党支部的成立大会就在5连的食堂里举行。一人一个小马扎坐在泥地上。前一晚，我写了一首楼梯式的朗诵诗《在新党支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崔道怡连说不错。300行的诗他居然半天就背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烈火
熔炼的纯钢
加上了
无产阶级斗争的刀尖
闪耀着
压倒一切敌人的锋芒
文化大革命急流
产生的纯氧
注进了
无产阶级强大的动脉
无比兴旺地
在党的血液里滚荡……
这
就是我们亲爱的党啊
万千支部集合的党
无产阶级血液汇成的党
伟大领袖缔造的党
阶级的旗手
阶级的突击队
阶级的先锋
阶级的栋梁
凝聚我们
打碎旧世界的决心和理想
党把星星点点的火种
燃成燎原烈火通天发亮
集中我们
开创新世界的智慧和力量
党把万千斗争的细流
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海汪洋
启动我们
革命的巨轮远航
党目光炯炯
忙碌在驾驶舱……
崔道怡的朗诵有专业水平。他最喜欢朗诵的是普希金的《致大海》和《纪念碑》，他朗诵过郭小川的《长江边上五七路》，深得小川赞赏。郭小川认为崔在声音力度的把握上比一般专业演员要好，这是因为他对作品的理解。
崔道怡朗诵时鸦雀无声，朗诵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竟持续一两分钟。许多人热泪盈眶，连我自己都被他的朗诵感动了。于今看来的标语口号，在那个特定环境中感染了绝大部分人，因为“文革”已经六年，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心思和；唯有恢复作协的党的组织才是出路。
我的诗体发言事先没有人审查，事后被要求抄成大字报贴到食堂墙报上。
我明白，我自己已真正从政治上解放了，谁也不会或者不敢说我政治上如何如何了。
就在那几天里，新的党小组长、排长荣正一找我谈话，很明确地对我说：把你的家庭出身定成“反革命地主”，那简直是胡闹！你就改回来吧。不过要是定成职员也不合适，跟你哥哥妹妹不一样也不要紧。我事前从未同荣谈过改家庭出身一事，荣的谈话自然是连里，也即党支部的意见。
我长出了一口恶气！我知道，再“左”再想忌妒我欺负我的人，在作协不会有市场了。事实上也如此，尽管我入不了党，但是从此之后，作协的党员们几乎无例外地对我都不错。
“913”之后，随着干部政策的迅速落实，军队管制的逐渐结束，干校阶级斗争的气氛趋于缓和。军宣队什么时候走的？我曾问过多人，竟无人记得。湖北的军队“一把手”刘丰上了林彪贼船，殃及下属；加上干校已经整党，各大队各连的领导理所当然归了新恢复的党组织，也就是老干部。军宣队悄悄地走了，不比来时，有敲锣打鼓，红旗飘展的欢迎。莫非这就叫革命，什么人都有辉煌的时候和落寞的时候。军宣队完成了它稳定局势和解放干部的使命，对他们也是应当“一分为二”的。
干校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吃自种的新稻米，自己养的猪可以出圈宰杀了，自己放的鸭子大批下蛋了，自己种的菜地瓜果成熟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态放松了。尽管还有许多人没有宣布解放，但斗争少了，自由多了，彼此和谐多了，人际关系亲近了。湖里湖外的地，荒田成了熟田；干农活的生手成了熟手。平日里自制个煤油炉子，入夜去田埂捉几只青蛙；节假日里，结伴进城下饭馆，或者钻树林子采灵芝，倒也其乐无穷。
逐渐有干部调回北京或者分配到武汉去工作。最先分配的是年轻些的连干部，那是很令人羡慕的事。大家都是作了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辈子当农民的准备的。郭小川在他的长诗《长江边上五七路》里写到向往北京，居然被军宣队批为“不安心走五七道路”“想回北京？做梦！”如今不有人回北京了么？
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看，没有歌唱，中国人什么文化生活都被剥夺了。在周总理主持下，开始从干校调干部回北京。各省也派人到干校调干部：北京不要我们要。1972年年中，冯牧、张天翼等病号被允许回北京看病；不久，陈白尘终于被允许探亲。据陈白尘日记记载，他启程回南京的那一天是1972年2月29日，距他被押送到北京的日子，也就是说同亲人分别的日子，过去了五年零五个月零十八天。如果拿《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来比，陈白尘又是幸运的了。金敬迈在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和劳动改造的日子总长3163天，即八年零八个月。如果再同当了二十年的右派比，或当了二十二年的胡风分子比呢？所以，人们既要“前顾”又要“后盼”，这样对人生的理解才更完整一些。
这一年年中，李季调回北京出版口。随即又有几个人分别调去北京和广西。关于文化部干校要逐渐分配工作的消息不断传来，1972年7月初，干校向每个人发了志愿表让大家填写。
1972年10月28日，连里正式宣布解决516遗留问题，也就是说，宣布我等几个人不是516也没有516问题，所有材料统一销毁，不入档案。细细一想，虽然公开审查的日子并不长，但从宣布你是516分子到宣布给你摘掉帽子，竟也有二年零六个月了。
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已在前头。一个梦结束了。人心开始浮动，是一种快乐和惴惴不安的等待，等待新的工作，等待人生一次新的机会。
杨匡满，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副主编。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之一。
仁者李健吾在“翰林院”
柳鸣九
1
1982年11月下旬，李健吾先生在京去世，那时，我正在外地开会，回到北京时，他的葬礼已经举行。我当时悼念他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是他认可通过了我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作品——莫泊桑的《论小说》，是他在我《法国文学史》上册问世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是他对我所译的《〈克伦威尔〉序》，表示了赞赏，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与朱虹挨整时，给了我们亲切的同情与关照，是他仅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中批判过他、对他表示了同情，后来就把我称为“孩子”……
他没有在大学里教过我的课，但对我有师恩。他长我二十八岁，与我非亲非故，但对我有长辈般的关怀。人非草木，我能不怀有感恩之情？
我这一辈子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就是讲应景的话，做应景的事。健吾先生去世时，我没有写悼念文章，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感念他、谈论他，一直要写点什么、做点什么，以怀念他、纪念他，一直把这当作我今生今世必须完成的职责，必须偿还的“债务”……
时至2004年伊始，我总算有可能为健吾先生、为其他前辈师长做一件像样的事了，那就是开始筹办“盗火者文丛”。此书系以中国二十世纪从事西学研究、有业绩、有影响的学者名家为展示对象，每人一集，内容为散文随笔、休闲文字，并附有学术代表文论一种、学术小传一篇，以期构成该学者学术成就、精神丰采、艺术品味、生活情趣、文化魅力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就是一套西学学者散文书系。首先入选的就有李健吾，当然还有其他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共同工作多年的师长，冯至与卞之琳。与其说我是将他们收入书系，不如说，这个书系最初的创意就是因他们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套书。
这套书系中每一集的编选；尽最大的可能尊重已故作者的亲属的意愿；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健吾先生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