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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在桑城工作的外地人一样，我住的是出租屋，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地处城市边缘。
小楼的主人是三姊妹，老大住一楼，老二住二楼，小妹住顶楼。几年前，她们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城市一次次不加节制地扩张中，她们不可避免地成了城里人。房子是她们父母留下来的，曾担任过村支书的父亲和担任过妇女主任的母亲，在为她们建好这栋小楼后，相继患病去世。她们已经成家，丈夫都在城里工作，除开丈夫的工资外，出租房屋是她们重要的家庭收入。我住在顶层，我的房东是她们家小妹。
每次下班回来，只要遥遥地看到那栋小楼，我的脚步就会滞重起来。大家可能已经猜到，问题出在狗的身上。小楼里养了两条狗，一条是威猛的黄色土狗，一条是娇小的卷毛洋狗。每当我出现在小楼前，它们就会从楼梯上或者台阶上冲出来，朝我张牙舞爪，狺狺狂吠。
我的恐狗症始于一次游泳。那时我还在家乡伊城。那是一个浪漫的夏天，我和女友小扣到郊外的河中游泳，上岸后，我们各自抱着衣服，准备去树丛里换衣。树丛很矮，也不茂盛，没有足够的枝叶可以作掩体。我莫名地兴奋起来，以为事情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我和小扣认识不久，关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小扣涨红着脸，羞羞答答不肯脱，她说，你走，你走远点去换。我嘻皮笑脸，你换你的，我换我的，又没碍你什么事。小扣说，不行，你不走远我就不换。我说，我转过身去还不行吗？小扣说，不行，谁知道你会不会忽然转过身来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穿行在树丛中，和她拉开距离。走一步我回头来问一句，行了吗？再走一步我又问一句，行了吗？可小扣还是不停地朝我挥动她那光洁鲜嫩的手臂，为那么一点点距离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直到我的兴奋如土委地。
既然她态度如此坚决，我也不准备让她小瞧，以为我是喜欢占女人便宜的男人。于是我决定干脆走远点，到河滩边一条倒扣着的破船下去换衣。我跑过去，钻到船肚子里，刚刚褪下裤衩，忽听得后面一声低吼，回头就发现一条狗怒目圆睁地站在我的身后。逃跑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已是一丝不挂。对峙一阵，我拿着手上的湿裤头朝它扔过去，试图把它吓退，可那家伙机敏地躲过裤头，猛扑过来，还是在我的大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就鲜血直流。
据我猜测，破船下可能是那条狗的窝，也就是说我不知深浅闯入狗穴了。当我捂着流血的伤口出现在小扣面前时，她却没心没肺地跟我开玩笑，说那一定是一条好奇又好色的母狗。此后一个多月，我天天跑卫生防疫站，去打那该死的狂犬疫苗。更讨厌的是，尽管后来我的血清显阴性，但医生还是十分善意地（不排除幸灾乐祸的可能）提醒我，说狂犬病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二三十年呢。
偏偏现在我租住的地方就有两条恶狗。
一般说来，狗是不会咬和它熟识的人的，问题是这栋小楼里住的房客太多了，各色人物都有，狗们一时难辨亲疏，这是其一；其二，房客入住的时间有长有短，流动性大，很多时候狗还来不及和那人建立友谊，那人就走了；其三，即使是这里的常年房客，因为与房东仅仅是租赁关系，平时并没有过多来往，甚至见面也用不着打招呼，狗眼看人低嘛，它们理所当然懒得把我们当朋友。
我在桑城的一家早报上班，归来总是披星戴月，吃这两条狗的苦最多。那条黄色土狗主要是凶，我还刚刚走到小楼前的空坪里，它就会立刻窜出来，朝我声嘶力竭地吼叫。它有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和一排尖利雪白的牙齿，常常让我不寒而栗。那条卷毛洋狗虽然身材小巧，还披着一身漂亮的白色卷毛，但喜欢挑衅，稍不留神它的两个前爪就扑到我的身上来了。
那天我在马路对面的米粉店吃早餐，正好遇见了我的房东。房东虽说是那家的小妹，但年纪并不小，怕莫三十多岁。比较肥硕，比较白净，是那种让中年男人怦然心动的女人。我说，大姐，我都客客气气喊它们的名字了，可是那两条狗还是冲我叫个不停。
房东说，你没有张冠李戴，叫错名字吧？
我说，没有，那条土狗叫赛虎，那条洋狗叫露丝。
房东说，对呀，那是为什么呢？房东抱歉地朝我笑笑，仿佛骚扰我的是她，而不是她家的狗。
见她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我也不便说什么了。再说一个大男人的，被狗吓成这样，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四处张扬的事情。
结账的时候，我把房东的单一块买了。房东更加不好意思了，说，这怎么行，让你买单？我说，几块钱的事，小意思小意思。
从米粉店出来，我们可以同一截路：我去上班，她去麻将馆打麻将。桑城的城郊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女人，衣食无忧，着急的是如何打发日子。大约是刚才我给她买了单的缘故，房东显得格外热情，一路上喋喋不休：你是哪里人？
我说，伊城人。
房东说，伊城呵，那地方我去过，我老公的舅舅家就在伊城。伊城话真是难懂，咕咕哝哝的，听得人一头雾水。
我说，伊城是个小地方，说话土得掉渣。
房东说，可是你的伊城口音并不重，桑城话也说得有模有样。
事实上，来桑城这几个月，我不得不刻苦地学说几种话。我们报纸是新创刊的，报社同事来自天南地北，见面大家一般说普通话；而在外面采访，我得说桑城话，这一方面是不让桑城人轻视，另一方面是便于和采访对象交流。虽然桑城与伊城相距数百公里，但同属一种方言，学起来并不难。
当然，离开了普通话和桑城话的语言环境，我说得最流利的还是伊城家乡话。说普通话得卷着舌头，说桑城话得硬着嗓门，这都不是我说话的习惯方式。
在一个丁字路口，当我挥手用桑城话和房东道别时，忽然一愣，似乎明白那两条狗对我不肯友好的原因了。狗不是人，它不可能给我创造说桑城话的语境，也就是说，在它们面前我肯定说的是伊城话。
桑城人养的狗，哪能听懂我的伊城话呢？
二
平常下班，我总喜欢在外面转悠好久才回出租房，这天却径直回来了。我要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语言方面的障碍，阻拦了我与狗们的交流，使它们对我产生了敌意。
当时已近黄昏，离小楼还很远，夕阳就有点夸张地把我的影子，长长地拉到小楼前了。那两条本来懒洋洋躺在楼道台阶上的狗，先是竖起耳朵听一阵动静，然后一弓身子，呼地朝我冲将过来。我本能地向后退几步，立马用桑城话唤道：赛虎！露丝！莫叫莫叫，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就住在这楼里！
像是在战场上答对了口令的士兵一样，那两条狗立即放下了进攻的架势。赛虎一转身，回到台阶上继续睡觉去了，而露丝却亲热地围着我，用它那猩红的舌头在我的裤管上舔来舔去。
桑城话冰释了我与狗之间的恩怨。
我住的是一套二室一厅的居室。本来还有一位室友——罗修，和我一样，他也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招聘到这家报社来的。他原本是准备在这里大干一番事业的，后来还是十分悲壮地走了。
桑城是一座省会城市，在我们这家早报创刊之前，已有三家影响较大的综合类日报：一家是省报，一家是省报的子报，一家是市报。原来三足鼎立，竞争已经是够惨烈的了，但我们老板仍插足进来，斥巨资创刊了这家早报。报业是暴利的行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我们这帮应聘过来的人，正是冲着钱来的：早报招聘时曾许诺，一般编辑记者，年薪不少于六万，这样的收入，几乎是我原来那家报社的三倍。为了钱，我们一个个疯了似的满城挖料（新闻素材），可以这么说，桑城哪里人最多，哪里就有早报的记者；甚至发生火灾、车祸，最先赶到现场的或许不是消防队员和警察，而是狗一样嗅觉灵敏的早报记者。
罗修原来在报社跑娱乐线，天天在明星圈里混着，挖了不少猛料，写了不少独家新闻。偏偏有一次，一位据传与某件腐败大案有牵连的著名歌星来到桑城，他却因为去赴一个远道而来的女性网友的约会，与歌星擦肩而过。这位歌星长着一张娃娃脸，声音高亢，擅长唱主旋律歌曲，她的公开露面透出这样的信息：要么是她的事不大，要么是她神通广大。其他报纸趁机大做文章，而早报了无动静。按照报社的规定，这算严重的漏稿。可怜的罗修，不仅损失了一个季度的奖金，还被总编龟孙子一样臭骂了一顿。罗修来桑城前，是一家地市报的副刊部主任，哪受得了这一套，一气之下卷起行李走人了。
他拍拍屁股走了，却把一个苦恼留给了我：房子月租金一千，原来由两个人出，现在只得让我一个人承担了。
当我把自己的苦恼说给李天听时，李天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还自诩为现代人，干吗不邀一个女孩和你同居呢？李天是我的另一位报社同事，搞摄影的，他的特点是自来熟，认识几分钟就可以成为很铁的哥们。而且乐于助人，我现在的出租屋就是他拐弯抹角托朋友介绍来的。他说，可惜我是已婚男人，家又安在桑城，想现代都没有办法现代，如果我是你，一定找一个女孩子快乐地同居。我说，你不是有鲍小娟吗？鲍是他的情人，在一个声讯台做主持，如花似朵。他说，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窝，今天去酒吧，明天去旅馆，我们过着动荡的爱情生活。
我于是怦然心动。
几天后，在我出租屋附近的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着一纸寻求异性同居者的启事：某男，有二室一厅，如果你是外地在桑城工作的单身白领丽人，房门为你洞开。。。。。。
不用说，这纸启事正是我贴的。不就是找一个和自己共用客厅与卫生间的人吗，何必为传统观念委屈了自己？关键是有一个人和自己分担房租，这对一个囊中羞涩的外地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再说我早已和小扣分手了，现在是孤家寡人，假如同居者是一个漂亮女孩，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故事呢。
自从启事贴出去后，我的手机就一直没有闲着。短短几天，先后有十多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表示有同居的意向。
我最先接待的是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她说她是从家乡被人骗来搞传销的，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报社附近是一个茶楼，我把她带到那里，请她喝茶。我说，你身无分文，哪来钱租房子？女孩一直低着头，脸庞红红的，她说，我现在正在找工作，等赚了钱就回去。我说，我这里没有工作找，只有房子租，你要找工作应该去人才交流中心或者劳务市场。女孩说，我知道，可是现在我必须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说，你肯定弄错了，我的房子是要出租的，出租是需要钱的，我没有免费的住处给你。女孩忽然抬起头，斜睨了我一眼，我都和你同居在一块了，还要我出住宿钱呀，你也太抠门了吧？我都被她气糊涂了，赶紧结账把她打发走了。
第二位是一个和丈夫闹翻了离家出走的女人。那天我刚刚采访完一桩凶杀案回来，走到报社大楼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