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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新书》《心书》旧题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所著。诸葛亮（公元 181 年～234 年），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早年躬耕于襄樊卧龙岗，受刘备三顾之请，登上仕途，为刘备进取荆、益，结好东吴政权，建立蜀汉，造成三分之势，立下汗马功劳。嗣后，又辅佐后主刘禅，主持蜀汉军政大事，推行法治，为发展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卒谥忠武侯。
《三国志·诸葛亮传》未收录《新书》《心书》。至明朝王士骇编《武侯全书》二十卷始收，名为《心书》，后人或称之为《将苑》，或称之为《新书》，颇为流行。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张鹏翮撰《诸葛忠武志》，除《心书》外，又录《新书》一种，皆言为将用兵之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断定《心书》为伪作，《四库提要》认为《心书》“五十篇内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过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所”。
《新书》《心书》虽疑似伪作，但其论将议兵，不乏独到之处，绝非书生空泛议论，更非“妄人”所为。若非熟读兵书、通晓韬略，置身戎马倥偬之间，断无法撰著此文。故读者但师其意则可矣，版权作者，由专家学者们讨论吧！
《新书》凡十四篇，重点谈三个问题：
一是论军事的重要性。《论兵上篇》言：“盖天下已定，传之数世，承平日久，子孙骄逸，生于富贵之中，不知创业之艰难，不习军旅，忽于用兵之道。”并详细分析了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国君不可以不知兵”的道理，可谓颇有见地。
二是论治军的原则。作者认为治军的原则首先在于选将，“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择将的原则是看其是否具有智、仁、信、勇、严等为将之五德。其次在于备器械，“用兵之道，器械为先”。第三在于练兵，“用兵之法，教戎为先”。第四在于赏罚分明，“必胜之道，又在于赏罚明也”，“发号施令，而使人乐斗，两军相对，而人乐战，兵既相接，而人乐死”，均可谓经验之谈，于治军、治国，从事各项事业均有指导意义。
三是论用兵的法则。作者认为，“为将之道，才智过人，料敌之意，虚实为先”；“有谋有勇则为上将，有谋而无勇则为中将。有勇而无谋则为下将”。因而在《料敌》《行军》《布阵》《兵有四机》《谋攻》《军威》《御敌》《应变据险》等篇章，反复强调谋略之重要，显示出作者既重视天时、地理、装备等客观条件，更重视指挥官素质的培养。优秀的指挥官可以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军事剧来，即“良将应敌，见
机而作，神变不测之道也”。
《心书》凡五十篇，有近半数是言将，故又名之《将苑》。古人曰：“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兵以将为本，卒以将为主，古今皆然。作者深知治军的奥妙，故以大量的篇幅，从将领应牢牢掌握兵权，选将的原则，将领能力、性格、品德诸方面差异的分析，怎样对将领量才使用，怎样使将领扬长避短，将领应具有怎样的才能、品质，将领应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将领应有心腹之士，将领身旁宾客分析，以及将领出师时的仪式等十个方面，对为将之道作了全面分析，的，确有深度又有广度，是来自实际领导统御的总结。
有些篇章，言简意赅，思想深刻，富有哲理，能给人启迪，如《善将篇》言为将之道，应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时说：“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戒备篇》言居安不思危，犹如“燕巢于幕，鱼游于鼎”。《自勉篇》言“骄者招毁，妄者捻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思”。这些警句格言，对于指导各项事业都有一定的意义。
此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谈治军的严谨及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如《逐恶篇》言严防奸伪悖德之人；《习练篇》言军队的严格训练；《军蠹篇》言九种导致军队失败的因素需加防范；《机形》《便利》《应机》《击势》《战道》等篇，皆言用兵之灵活。如《机形篇》言：“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机篇》言：“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击势篇》言：“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强调侦察了解敌情的重要性。凡此种种，反映出作者不墨守成规，主张随机应变。重视人的创造力和主导作用，这些都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所谓《武侯新书》《心书》都是极有价值的兵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应当继承、发扬、光大，即使是在科学发展到电子时代的今天，这些著作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这不仅仅在于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且在于现代科学的进步加剧了竞争，有竞争就需要斗智斗勇，就需要运筹谋划，自然也就更需要这些专门研究谋略的兵书了。这些年来；人们以兵法指导经商、贸易、公关、兴办实业成功的例子，使说明了这一问题。即使是在企业、实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上，也需要兵书作指导，因为在我们中国人，或者说在汉文化圈内，人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能否处理好上下级、同事之间、同行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兴衰，而这些兵书，恰恰是指导我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教科书，可见，熟读兵书，于现代化的今天，仍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古老的法则，处理今天的事务，这大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吧！
限于水平，错误在所难免，不足之处，希望方家教正，以益后学。
（山君）
军事为重［论兵第一］
国之大事莫过于用兵。然用兵有则可以取胜于人，苟不得其法，虽有百万之座而能必胜者罕矣。然则有国之君不可以不知兵，亦不可以全恃于兵，亦不可以不恃于兵。
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国君，没有不是依靠军队得到天下的；亡国之君，也没有不是由于军队而失去了天下。
为什么开始能得到天下，而后不能守住天下呢？这是因为天下已经安定，基业传了数代，治平相承，时间已久，子孙骄侈淫逸，生于富贵豪华之中，不知祖先创业之艰难，不熟悉军旅生活，忽视治军用兵的规律所造成的。产生这种状况有多种原因：
·或者是所选拔的将领不称职，又不幸遇上君主昏聩、臣僚恣肆，致使祸起萧墙；
·或者是国君独断专行，酿成祸乱，朝廷纲纪败坏，政治混乱，导致四夷入侵，兵刃不止；
·或者是京师王都出现了背叛造反之徒，导致战乱；
·或者是国君荒淫无度，贪恋酒色，纵情恣欲，不关心国家大事；
·或者是国君孱弱，臣下强悍，政令出于多门，有权势的大臣，擅自发号施令。
凡此种种，都是君主丧失统治天下的原因。这种现象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这就是国君丧失天下的原因呀！
再说，创业开国之君，大多是从平民百姓起家，常常亲临士卒之中，身披铠甲，手持武器，驱马驰骋于两军对峙之间，忙得往往连饭也不能好好吃，他们又能广泛地寻求贤良才俊，采纳忠言。知无不为，剑及履及，终日小心翼翼，唯恐有所闪失，像这样夙兴夜寐，努力奋斗的精神，就是创业开国之君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例如西汉的开国君主刘邦、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就都是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在安全时不忘记危难，治平时提防动乱，使天子的盛德日新又新，全力访求贤才之人，必使仁人在位，这样，施政便能万全，君位也就不可能丧失了。
国家大事，没有比用兵更重要的了。用兵得法，就可以战胜敌人；用兵不得法，就算拥有百万大军，因而必能获得胜利的例子也是很少见。因此，身为一国之君，不可不懂治军用兵，虽不能完全依靠武力，也不能不依靠武力。
军队是国家的利器，不可轻易地使用。动用武力必须依循正道，在使用时也应该讲究用兵的原则，这样才能战胜敌人。一旦发动战争大则可以消灭敌国，小则可以攻克敌人的城池，或者用来抵御四夷的入侵，或者讨伐造反的乱臣贼子，或者俘虏歼灭盗匪敌寇，所以，一个国家必须有军队，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严格整肃军队，随时准备征服讨伐敌人，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关键。
国家以军队为立国根本，军队中以将领为灵魂枢纽，士卒则以将领为核心。要想壮大军队战胜敌人，根本在于选择称职的将领、获得优秀的人才。
使用称职的将领、得到优秀的人才，就能震慑天下，臣服四夷，这才是长期保有国家大政的根本。常言道：天下太平，使用文治；天下动乱，重用武功，这乃是必然的道理。天下太平无事，应当以文教施政治民；天下动乱，则应当依靠军队，扫平纷乱。因此说，文武之道是为政者一日也不可或缺的治术。
壮大军队、战胜敌人的途径主要有五条：
一、整治铠甲武器；
二、聚集军队，齐各马匹车辆；
三、筹集粮秣及装备；
四、训练士卒；
五、选拔优秀将领。
这五条都俱备了，而后才能壮大军队。
选拔将领在于了解其人，了解他的才能智慧，然后才能使用他们，如周武王重用了姜太公，汉高祖刘邦任用了名将韩信就是如此。如果所用非人，就是有雄兵百万，又能增加几分用处呢？
将领有五种品德（智、信、仁、勇、严）军事上有九地（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圯地、围地、死地），用兵有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力机），作战时有五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带兵有九变（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圯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懂得这些道理，就一定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道理，必败无疑。
作战时，谋略最为重要，勇力次之。军事上以谋略为根本，多谋则胜，少谋则不胜。如果有勇力而没有谋略，获胜的机会只有一半；有谋略而没有勇力，获胜的机会也只有一半；既有谋略又有勇气，必能百战百胜；如果没有谋略，又没有勇气，十次战争必有九次失败，获胜的可能性极小。
孙子说：“用兵作战是要讲究诡道的。因此即使本身拥有实力，却要故意装作无能为力；虽有攻击的行动，却要装作无此准备；攻击目标就在近处，却故示远方，虽在远方，却示之以近（《孙子·计篇》）；力量强大，要装作虚弱；实力虚弱，要装作力量强大。诱惑贪图小利的敌人，攻取陷于混乱的敌人，防备实力坚强的敌人，突袭守备空虚的敌人，回避火力强大的敌人，骚扰气势旺盛的敌人，使谦卑谨慎的敌人骄傲怠慢，让以逸待劳的敌人疲于奔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些都是高明的军事家必须灵活创造的兵机，不可死守事先订定的呆板规定（《孙子·计篇》）。”
孙子又说：“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