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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到宋代，皇帝唯恐天下人不忠，仍采用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方法，大力笼络人心，广开进士、明经、学究诸科，以下又有七科、乙等之类名目，“还实行每到郊祀官僚可恩荫子弟、异姓甥婿、门客入官等制度，以此引诱动摇天下人于年幼微贱之时。而当时的奸滑之徒，似乎也很明白皇帝的意图，也采用各种手段钻营于科场以求荣官，目的达不到时，如李巨川、张元、吴昊之流便愤而作乱了（李巨川宋史无传，或为唐人季巨川之误。张元、吴昊，北宋人，因连举不中而投西夏，曾引起边乱），虽然是君臣之间，尚且要采用窃贼、市侩之类的方式相互约束，故和平之心丧失，贤能者也失去粹白本性，整个中国沦于残暴无仁的风气之中，并不是没有原因而自己产生的啊！
近代当权者继承宋代的科举，又增加文学诸科，增加各地乡贡参加省试的人数，加倍录取皇帝特别招考的科制举子，又把宋代的乙等待奏名之类升格，推恩于乡贡举人。官职不足以安置，便安置为冗员闲官，又以加快官员的升迁来安置每科新取的士人。但天下人的怨恨，也因此而产生。就整个天下来说，施恩是没有穷尽的，取怨也是无有止境的；施恩到哪里为止，怨愤立即就在哪里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平息大怨时必然会有其余的怨恨产生”。而盗取天地之恩贩卖给人发——来迷惑收卖人心；以私心对待天下，而要求人们报以至公，就好像给敌人枪剑，希望他们降伏一样，这样还不使自己受伤受害，恐怕是很少的吧。
《诗经》中说：“桑树上的布谷啊，对待子女多么公平！”善人君子以待人均平专一为美德，所以用初生小鸟为喻，都是为了说明无私这个道理。因此，孔子在矍相的园子里令人比赛射箭，自动弃权者占十分之九。使他们早知道自己不行就自动退出竞争，所以法虽严却不生怨。如今科举的科目这样多，人人都希望侥幸得中，而能录取者只能占百分之一，这是第一个产生怨恨的原因。加快官僚升迁以安置新官，人人都希望升迁，却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官僚如愿以偿，这是产生怨恨的第二大原因。两者都是因为要施恩于天下而取怨。所以，士人从能读经书，还不知偏旁不懂语助词者，到一直考到老年仍考不中的老“童子”（考不中举人则一直称童子），都有怨恨之心，至于能当上六卿高位的人，登黄阁，直到白发退休，皇帝赐银子和旅行驿券，饯送的帐篷辉耀于沿途驿亭，却经常因指斥皇帝而激愤得怒发冲冠，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些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人，往往对皇帝横加中伤，像对待奴隶、俘虏和市侩小贩一样，其他逼上欺下，窝藏奸心而窥伺机会，悦见翻覆而幸灾乐祸，争尺权夺寸利，沉他人于泥淖者，更不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起初引诱他们科举时说得很容易，而当他们投身科场和当官以后，考中和升迁都显得很难啊！
一张弓如果坏了，胶湿弦松，则需用火烘干，重新绷紧弓弦。在如今这
种弊病下，要提出良好的救弊之策，最好是先让天下认识到当官极难，而后授官给他让他觉得容易。先让人们知道当官很难，则会有许多人知道自己不胜任而退避，就像孔子在矍相之园中射箭一样，虽然使他们退避，却使他们没有嫉妒怨愤之心。所以说，以贤能者掺杂在无德无能者中间，则无德无能者嫉妒贤能者，以无德无能者掺杂在贤能者中间，则贤能者会感到羞渐。羞渐之感出于贤者，就会退隐林下，愤而不为国事忧虑。而嫉妒出于无德无能的人，则会老羞成怒，恶性暴发，以不共戴天之心来仇恨君王，严重颠覆朝纲，不把国家搞得灭亡就不肯住手。
《易经·坤卦》所称“履霜”，就是指不肖者的嫉妒；“括囊”，就是指贤能者的羞惭。贤人隐退，犯上作乱之类出现，君臣上下的体制，渐渐就没人理解，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所以说，顺从上天对人类万物的异、同之意，建立差养、辨教之法，以小民供养君子，是天道自然的法则。注意拣选得受百姓供养的人，这样既能长期养士，又不致使百姓困穷。
今一县之内，百姓要奉养那些补为生徒者，又要奉养那些参加岁贡的，奉养那些乡绅，奉养那些进士，奉养那些职官。这五种负担之中，越往上费用越多，越往下被养活的人数越多，又无法细察这些为民所养者的德行，博泛丛杂，苟且升迁，所作所为，和市井无赖、军队士卒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户籍是上等户，可以免除瑶役。公私请托，终日欢宴，却把持民众的生死大权。民众一旦得到机会，能不撕碎他们的衣冠而发泄愤怒者，恐怕是极少的吧。
裁减州县生徒人数，减少贡举，减少进士录取人数，严格官僚升迁资格，使科举变得很难，选举录取的方式很慎重，天下人才能知道皇帝尊尚选举的本意。只有能这样不容许苟且之徒，才能使天下乐意奉养长吏和贤能优秀之人，而且永远不对入官产生奢望。以此为基础，当君王居天位者，不是比费心费力以取得天下的推戴更简捷吗！所以，使人民有适合的生养环境，对智愚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化，是相辅相成的。
君王遵循天道而为万族首领，顺天之所从，珍天之所宠，则万命万性归于正途，越往上越受人尊重，天位就更加稳固；忘掉施恩以减少民怨，则和平就容易实现；省官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令不适合当官的人回家务农，则民心自然安定。革除宋朝贩官职以求笼络人心之私欲，则大公之风可行于天下。要在百年之内革除一千年以来的弊病，可以先继续采用科举方式而减少录取人数，严格官僚资格以使升迁变得难一些，从而打下革除弊病的基础，然后抑制浮华藻采，以德行为选举标准，建立学校，讲习正学，激励廉耻之心，改变科举科目，选忠孝德行优秀的人当官。待到数世之后，自然会天气清明，人纲巩固，恶念平息，恶行泯灭。圣德远扬，君子和乐，阴阳和复。
《诗经》称：“周文王当君子，他的功德昭著于天下。”就是说他能赞助清明之性，像日光天地一样，谐和于天道啊。
任用官史［任官第五］
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难其选举，易其防闲，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疆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董子（仲舒）说：“仁指的是对待别人，义指的是对待自己。”就是以仁心爱别人，以大义来约束自己。以仁爱人，不约束别人而让人尽其所能；以义律己不因我之偏爱而增加对别人的猜疑。身为一个君王，自私自利，精制别人，却可以宰制九州，建立千秋的社稷，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况且这样也不能达到自爱的目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时，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其方位和时序。上天不会因为冬天寒冷，就在期间中安排一段温热的日子；也不会因为夏天酷热，就安插短暂的寒气；不因西北有昆仑之山，崇峻高耸，阻挡天日就削平它；也不因东南有尾闾之豁，大水浩森，浸没天日而填干它。四时、五行、四方各行其职，成为一体，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诗经》中说：“你给我木桃，我敬你美玉。”说的是齐桓公为巩固统治，以诚信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卫国人，卫国人虽曾两次遇到灭顶之灾，却仍不相疑，因而卫国人以投桃报玉来表达感激之情。当君王者拜受天命，统治中州，感应天河流光，以宝剑、吉符传给后世时，总是反复叮嘱，才郑重地交出信物，亦是这个原因啊！
然而，三皇五帝时代，根据天命的兴废，君王或是本身便实施禅让，或者是几十代之后才禅位，都不外是神明的后代，没有像赵宋王朝那样自去中国之援，削弱华夏之族，把国家送给夷狄的。辽耶律氏、金完颜氏、元奇渥温氏初兴时，也曾分居一小块领土，统治少数臣民，混身草莽之中，希冀啮坏长堤，以此作为颠覆中国的资本。
晋、宋、梁、唐这些王朝的后期，臣下逼孤儿寡母，大权落在高官手中，当时政权的交替都很简慢随便，近臣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垂涎重宝大位，政治的混乱是用不着奇怪的。这种流习沿续下去，猜疑官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宰辅之类的论道职，台谏之类的喉舌之职，六部官长，巡宣使臣，下至郡县之官，即使城墙上的女堞还不足百个的小城，户口还不足三千人的小县，全天下没有不被猜疑之处。在此情形下，主政者认为任官不可怀疑，即又心中严加提防，不惜为了一个小水疱而将手腕割去；认为任官可以猜疑，却又好像将自家的钥匙交给盗跖之流，而希望他们慢一点下手洗劫；认为此处值得怀疑，则又有怕狸偷鸡，却让狐去看守鸡舍的弊病。
舜当初在任命官长时，让禹当司空，总理百政，让弃当司农官，让契做司徒，让皋陶做司法官，让伯管理郊庙，让掌管音乐、教育后代，让龙当纳言官，各专其长。虽然他们从容推让，舜则更勉励之，若任用别的人，舜必然不会同意。舜之所以说：“去吧，你能胜任！”是因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泽，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养。因而慰劳致谢都是舜专门主持，以体现对他们宠爱，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免去对他们的约束，这样，仁义树立起来，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
天地之气，刑罚和恩德相互依存，灾祸与喜气互相感应。甘草是丰收的预兆，苦草是荒歉的预兆。酒泉和甘露，都不会流入夏桀的池塘；日珥时的
阴风，不会笼罩尧的屋宇。诚信是由诚信换来的。猜疑是用猜疑换来的。所以五臣、十乱（五臣：指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十乱：指周武王的十个治国平乱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阖禾、散宜生、南宫适、文王母），萧何、张良、冯异、邓禹等人，呕心沥血而毫不在乎，是因为诚信召唤他们。汉将军李广射石，虽然不是真的老虎，箭枝却完全射入石中，这也是李广射虎之诚心所致。
以诚待人，则小人会洗心革面；以疑忌任官，则会使君子感到寒心。所以，豫让在赵国都城吞炭变哑，以图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百里奚行哭于秦国，刘越石坚守于并阳；袁乐、刘秉牺牲于台下；杨业单人匹马战辽兵而牺牲；余阙（元末人，死于抗击陈友谅之战）守城而溅血，以上这些人，或背叛旧君主，或与匪类为伍，或在伪朝当官，并没有白日清水一样的往昔，而一旦慷慨赴死，大变其过去的狂妄之心，难道不是君主对他们信任得使他们难以推脱，以诚推心置腹感动得他们一定要报答吗？所以说信任并不图回报却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