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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府兵制残存的轨迹和它的兴衰，盖府兵制之坏自藩镇之祸起。原来从西州（唐州郡名，约在新疆吐鲁番和鄯善一带）沿着北庭（唐代六都护之一，辖盐、治等府州）直到辽河以东，都设置了都护（唐代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员）、都督（官名。唐代边防重地的都督加赠旌节，称节度使），他们都可不按内地的方法，可以根据边地具体情况独自采取相应措施。因此，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将，如李勣（唐曹州人，原名徐世勣、功封英国公）、薛仁贵（唐绎州人，骁勇善战，封平阳郡公）、王忠嗣（唐代郑人，屡立战功，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郭元振（唐贵乡人，武后时任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等人，率皆擅专赏罚，不必受朝廷制约，精选兵马，审察用兵时机，大量搜刮民间财富，待部下犹如奴隶，直至侵吞公物，
也不加追问。
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节度使的权力便不可控制。他们倒行逆施，割据称霸，导致五代（唐宋之间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形成，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同回旋的水流，受阻后腾涌飞溅，反而倒流起来。然而闰位（古人指非正统的帝位）交替，图识（符命占验之书）屡改，石敬瑭（后晋的建立者，他原是后唐明宗之婿，后引契丹兵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晋帝，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自称“儿皇帝”，在位七年）的后晋向北方契丹献媚，妄图依靠契丹丑类，称霸中原；但是，并州（古州名，据今山西大部地区，治晋阳）的晋阳却久攻不克，契丹多次失利，最终仍归中国统属，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强大的凝聚力了。
北宋凭借臣子之位，陡然兴起国运，由于所得出乎意外，因此君王常常惊恐难眠。赵普（河南洛阳人，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官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器量狭小，窃居相位，鼠目寸光，得过且过，猜疑大臣。于是，他纵恿赵匡胤借杯酒以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说是维护君臣之间的和睦；借《论语》以装潢门面，托孔子之言讨好下属；削掉藩镇权力，中央执掌重兵，改变节度使设置，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由皇帝总领禁军，老弱充斥兵营，孤立在强敌身边，没有使帝位十世相传的高瞻远谋，宋代就这样放纵文官因循度日，又用繁琐的法令严加防范，结果是一代而衰弱，再一代就要倒下。赵保吉（西夏人，原名李继先，宋太祖时他起兵反宋，被辽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招降他，赐姓赵保吉，但他时降时叛）忽降忽叛，刘六符（辽人，庆厉年间，他出使宋廷，越宋廷忙于对西夏用兵，要挟割让关南之地）恫吓割地，他们戏弄宋室朝廷如同牵木偶，却没有人洞察反省。宋真宗在澶州城下，接受盟约（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深入宋境，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定真宗亲征之策，在澶州立盟，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年年增加送给辽国的金银、绢帛。宋廷苟且偷安，推尊大将，建军强国的遗风丧失无余。
狄青（宋汾州西河人，字汉臣。初为卫士，后因骁勇善战，升枢密副使）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稍稍有所作为，座位未热，则被指控有叛逆之嫌。因此，天下英雄，个个驻足，世间豪族，人人寒心，不敢再有作为了。
南渡以后，宋室仍然遵奉北宋对武将压抑猜忌之策，蕲王韩世忠（宋延安人，字良臣，屡立破金奇功，孝宗时追封蕲王）、循王张俊（宋成纪人，字伯英，数建抗金大功，死后追封循王）仅能悻存于财货美酒之中，岳飞骤然被害于风波亭（宋大理寺监狱，今杭州小车桥附近），自古以来自折栋梁、自毁藩篱，没有比这一次更厉害了。
无人效力，是宋朝最大的内伤；自相猜疑，给外族以可乘之机。终于使中国败落，大势解体，先是被女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吞并，然后被鞑靼（蒙古族之别称）攻灭。中国人拥有着三皇、五帝、大汉、盛唐的疆土，却沦落到被蓄长辫、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政权丧尽，百姓受难，华夏堤防，全部崩溃。百姓经受着空前未有的灾难，这是秦朝首开恶例，而宋朝加以完成啊！秦朝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有力量控制它；宋朝也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无力控制它。灾难来得快则灭绝其子孙，灾难来得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这不仅丧失了自身，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唉！这是多么可悲啊！
石守信（宋浚仪人，宋太祖即位，任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字藏用，
宋太祖即位，任殿前副都点检）等人，事实上并没有韩信、彭越那种倔强的秉性；他们所拥有之土地，统率之军民，也不及战国齐秦的实力。迫使他们在谈笑饮酒之际，立即交出兵权，也并没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纳（三人俱为中唐叛将）等人的骄横跋扈、不可改变的顾虑。
如果宋朝能够优待这些旧将，同时再培养一批新秀，让他们驻军各地，星罗棋布，犬牙交错，充实内地，连结边地，一方有警，各方救援。这样，即使到了王朝衰落之际，仍可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至于逃亡海滨，苟延残喘，向海潮乞求福佑呢？皋亭山（浙江杭县东北，宋末，元统帅伯颜驻军于此）赵显（宋恭帝，在位二年）向元军投降；惘州（在广东广州湾口外海中）海中，陆秀夫背著小皇帝赵（宋末帝，在位二年）投水自杀。最终让奇渥温氏（元代帝室之姓）吞并中国，华夏大地成为黑暗地狱，达百年之久！唯其采用愚民之策，私有帝位，只有瓦击那样的狭小器量，装满了就昏然陶醉，如同婴儿极力护卫一块小糕饼，又像是只需灌满肚子即饱足的小堰鼠（田鼠）。傻瓜的愚昧，实在让聪明人感到可笑。
《周易·否卦》说：“时刻想著危亡，要把命运系在根基稳固的桑树上（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有所寄托，国家就可以巩固了；但是，这种寄托，必要选择根基稳固的桑树上。秦朝、宋朝只把国运系在芦苇上，却不知其根已被拔出。所以说：“前事的失败，就是后事的鉴戒（前事之失，后事之师。”）这就是为将来的人说的吧！
地理划分［宰制第三］
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故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
要想取得天下而统治天下，必有圣明的君主，使三维各居其位，起用居官任职的贤臣。但即使这样做了，过不了十几代君王，又会有□□□□等少数夷族，凶狡地想毁掉三维，窃取帝王之位，如□所做，他们本来就习以为常，无足责难。而天下人往往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天地正气遂受到干扰，有时会枯干衰亡，甚至无法挽救。圣明的君王以坚定的立场拯救天地之难，非大反孤立的秦朝和鄙陋的宋朝的旧规恶习，否则不能延续文化的慧命，要把帝王之位作为神宝之器，而不要把它凝滞起来完全视为个人的私物。所以《周易·系辞》说：“君王最宝贵的是王位，守住王位必须善用人才，聚集人才的最佳方式是创造财货。”不能理解天地贞观之道（贞观，澄清宇宙，恢宏正道）的人，是不能懂得这个道理的。
天地的化育生产，人才智勇、物力富饶，二者均足以资助中国的生存，提供足够的防御力量。圣君设立官府治理，以天下为公而私利自在其中，凭借天下的财力而大用天下。所以说：“天不私覆，地不私载，圣人不以一己之私意治理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啊！
如今想统治天下，不如把士兵和百姓分开，专一管理；同时安排藩王辅臣的封域，并予以妥善的节制。
现在从县一级向上，进三级就到了布政使司（官府名。朱元璋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作为总管一个省的最高行政机关），这种用郡县制治理百姓的制度，自秦朝以下就无法加以改变。县隶属于府，府隶属于司，司直接受皇帝之命，上呼下应，就不会产生不协调的毛病。
一府的主管官员，治理他的下属，却不能独自裁决，遇事处理，他会受到同知（太守的副职）、判官、推官（主管一府刑狱）的干扰，而巡抚、总督（俱为一省军政首脑）安处上位，又控制了府的命脉，因此，分司的建置，应当革除。
山东六个府，但分司却有十六个；山西五个府，而分司却有十三个；陕西八个府，而分司却有二十四个；四川九个府，而分司却有十七个，有的是一府的一倍，有的竟是一府的三倍。分司过府则设，有的设的比府还多，没有一个道（古代行政区划）可以兼管几个府的政事。因此，多方制约知府的做法，可以说太紧了。而一府下属的几个县，太守却不能充分加以控制，早晚遇到意外变故，百姓看待太守，如同逃命的兔子对待受惊的牡鹿，根本不会受其约束，这哪能指望他们为天子防守疆土，与城池共存亡呢？魏尚（汉槐里人，文帝时为云中太守，匈奴不敢入其郡）治理云中郡，李广（汉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犯境，号称飞将军）驻守陇西（疑当作“右北平”），都能以一郡之地，抵御匈奴单于，是因为他们被赋与重任，均有战守大计的专责与决断权。
因此，革除分司制度，加强知府权力，使知府能完全治理郡务，设推官辅佐太守管理官吏，设武监管理军政。军政和赋役，由府统筹。遇有征发，府按布政使司的计划进行。法令、钱饷、驿站、屯田、水利等事，向布政使、
都指挥使报告结果即可。牵制知府权力，位于知府之上的官员，原是太守的补充，由于形势隔绝，却造成了相互推诿、政事败坏。这犹如厚睫毛、大耳朵，无益于视听，却有损耳目功能。
从府一级以上，管理政务受布政使司领导，管理军务仍为巡抚之责，但要免去巡抚的京官之衔（明代巡抚按惯例兼都御史或副都御史），确定他们的镇守之地，修建驻守要塞，强化他们的威信，挑选劲锐士卒，配置文官武将，资助财物。上述七条具备了，才让他们作为国家的屏障，各自在辖地中作战，邻境相互支援，如此执行百年，再加调整，中国便可回归汉、唐疆界，而根除孤秦、陋宋之大祸。
中国的地域，四战之地用文，山河之塞用武，沙漠用骑兵，竹树茂密的蛮区用步兵，江海用船舰；食麦者勇敢，食稻者聪慧，食杂粮者耐劳；宽阔之土争高地，山区守险；盐碱之地供食盐，水泽之地供米粮，水乡供鱼，赭山供应铸造，山林供给茶叶，边地互卖马匹，运输通道设关收税。其他物产，如连锡、丝（，麻也）、筋鳔（鳔、鱼胶）皮革、蒲条（条，小竹，）、硝黄、翎毛、杉楠、罔桐、拼榈、漆林、苎絮等产地，都应互通有无而各尽其利。大司农（中央政府掌管租税钱谷事宜的机关）没有登记在征收的簿书之上，又不是宫中使者采集的物产，都被恶霸、贪官、豪富所夺，应当把这一切统统征收起来。其中贫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