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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理论。作者认为贸易的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有利可图，因此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并将它具体化：
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
作者将经济循环说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将某些社会不急需、从而价格也比较便宜的商品，预行大量购存，待价格上涨时售出。这种办法固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这种作法有效地阻止了物价的过低或过高。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货物“无敢居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即不贪求过分的高价，从商品周转次数的增多中增加商业利润。显然，这些理论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
四、价格政策。尽管作者生活的时代，价格体系还远远未形成，但作者仍然从商品流通的高度，高屋建领地提出：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剂物，开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这种国家领导价格和平粜政策完全符合历史要求。它点明了物价与生产者、商品经营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谷贱伤农、农末俱利的主张，对于调
节市场供需关系，合理安排生产、流通、消费三者的利益，从而达到“开市不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都有重大作用。
五、积蓄理论。作者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是经济发展，治国安邦，克敌制胜，乃至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以治国论之，“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以战争论之，“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与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宝其金银，满其府库”。以经济论之，“收储以待时机”，更是必要。以家庭论之，“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不早备生，不能相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是战争还是生产，都离不开积蓄储备。当然，积蓄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生产，积蓄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这个生产，不是要“君自耕，夫人自织”那样去亲身操作，而是要君主通悉财货的源流，任贤使能，这样千里外的财货也可招致，故作者说：“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二者形干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矣。”
综上所述，作者将天时有规律的变动，总结为有规律的农业丰歉循环，这个循环又影响贸易的发展，和物价的涨落。物价反过来又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这种建筑在天文学基础上的经济思想，虽然有许多局限及不足，但它打破了传统的经济观念，建立了以贸易为核心，以价格为纽带的全新理论，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基础，具有开拓意义。
一部反映经济思想的著作，为什么要列入兵书的范畴呢？我认为这里面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这部著作产生的背影，是越国兵败会稽、图谋战胜强敌之际，作品以计然向越王提富国强兵、克敌制胜之策的形式，表现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和斗争策略，如九术、储备政策等，都与军事有关。也就是说，此书亦多处言兵矣。
其次，作者认为发展经济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是国家兴盛的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相争，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见《孙子兵法·军争篇》），都说明了经济与军事的密切联系，故将此书列入兵家类，亦不为过。
限于水平，错误在所难免，不足之处，恳望方家教正，以益后学。
（山君）
卷 上 物情物理［内经］
阴阳万物各有纪纲，……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
战败后饱经耻辱的越王勾践终于返回到越国，正暗中计划向吴国报复，于是召见计然，问道：“寡人想要讨伐吴国，惟恐不能成功。吴越一带山林幽冥昏暗，不知地势利害所在；向西有大河横阻，东面则迫近汪洋大海，水天相接，不知涯礁。船只在江海之间航行，但见洪波滚滚，浪涛翻涌，船身上下颠簸，时起时伏，水师每每无功而返。浩渺大水，每天早晚都有涨潮落潮，尤其钱塘江口的潮水，举世绝伦，惊涛骇浪，气势威猛，声音响处，雷霆万钩。在暴起暴落的大浪里，航行的船只若有任何闪失，彼此均无法相救，不知生死于何处。寡人每感念楼船上生活的艰苦危险，不禁涕泣不已，并不是我不想从水路追击敌人，而实在是没有成功的把握。如果因图谋失败而偃兵息鼓，则恐怕会受到天下人的谴责。用以敌攻敌的手法，谁胜谁负难以逆料。现在，敌人的国家已经有所准备，乡里保甲结构稳固，五谷既经收获完毕，野外已没有堆积的农作物。然而我国的仓廪不满，进攻吴国又不知如何因粮于敌，水路的运输惟恐不便，若要假借陆路，则又道路迂回。我听说先生明于时政庶务，洞察治军的道理，又惟恐寡人兴师举兵而无所建树，因此特来请教报仇之道。”
计然回答道：“越国这样的情况，本来就不可以出兵作战。军事行动，必须先积蓄储备钱、粮、布帛等物资，不先作好积蓄储备，则士卒就会遭受饥饿，遭受饥饿身体就容易损伤，行动迟缓不能作战，一旦作战则耳不听、眼不明。耳不能听、眼不能看，部队就无法调动使用。撤退时不能排除危险，前进时不能执行命令，处于饥饿之中的军队无法行动，斗志涣散，精神恍惚，埋伏的弓箭手软弱无力，领兵的头领临战时慌惶不安，强劲的弓拉不满，射出箭不能射伤敌人，两翼的军队被削弱，逃跑时如被猎犬追逐的羊一样，士卒纷纷的倒下，伏地而死，前面的向前倒下，后面的也跟着僵仆，惨不忍睹。
“与人同时交战，我军方面却偏偏单独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未必只是上天的惩罚、将领也有责任。君王这些年积极备战，就怕一旦用兵不利，会丧权辱国、损兵折将、暴尸荒野吧？”
越王说：“先生说得很对。请问积蓄物资的方法有哪些？我听说先生通晓产业管理，您管理下的产业，各种作物生产的成绩都很好，我希望知道您的管理方法，把它做为教育的原则。望先生时时教我，我绝不敢忘记您的教诲。”
计然回答说：“人的一生没有多少时间，必须首先考虑积蓄储备，以预防天灾人祸。人生在世，有的年老，有的体弱，有的强壮，有的胆怯，无论是谁，活着时不及早做好准备，其结局通常是很悲惨的，君王应正视研究这
个问题。治国之道首先要要减少赋税微敛，奖励农耕蚕桑，时时注意饥饿与荒歉。办好水利事业，这样就可以保证丰收，有所积蓄，以防备四方发生战事。
“军队行动很难预知何时会发生，无法预知将面临什么情况，只要事先有准备，就能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听任事物的发展而逍遥自在。即使突然遇到外敌入侵，也可让敌人日益削弱，让我们日益强大，拥有世上使万物昌盛和谐的力量，而无惧于外侮，这点请君王无论如何不可轻忽。从前在会稽山上那样的饥饿也不容再次出现，君王对此也应仔细考虑。
“我会劝您发展商业获取利息，君王当时并不听我的意见，我因此退而不言。我认为处于吴、越、楚三国之间，能从中获取这三个国家的利益，就会知道天下事都容易办了。我听说君王您亲自耕作，夫人亲自织布，这只不过是竭尽心力去干些平庸之事，而不是依据时机和智慧，对天下大事作出决断。依据时机作出决断就能顺应时变，依据智慧作出决断就能万事齐备，了解这两点，并能身体力行，那么世间万事万物的是非行失、合理与否，都可看得十分清楚。
“我听说炎帝拥有天下，把天下传给黄帝，于是黄帝上能事奉苍天，下能治理四方。黄帝派少吴（传说中东夷的领袖）治理西方，由蚩尤（传说中东方九黎族的领袖）辅佐他，使少昊主管五行中的金；派玄冥（传说中的神，主管降雨）治理北方，由白辩（传说中的神）辅佐他，使玄冥主管五行中的水；派太帝（传说中东夷部落的首领）治理东方，由袁何（传说中的神）辅佐他，使太帝主管五行中的木；派祝融（传说中高阳氏后裔，高辛氏时任火正，被后人尊为火神）治理南方，由仆程辅佐他，使祝融主管五行中的火；派后土（传说中辅佐黄帝的官员）治理中心地区，由后稷（周族始祖，姬姓，农业创始人，后人奉为稷神）辅佐他，使后土主管五行中的土——西、北、东、南、中五方并立，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大纲要领。
“这样即使是换个地方治理，国家机器的运转，万事万物的发展，也能一样地进行。君王应考虑采纳我的意见，如此大则可以称王于天下，小则可以称霸诸侯，想要成功立业又有什么困难呢？”越王道：“请谈一下其中的细节要领。”
计然回答道：“太岁星在金方位三年，就会丰收；在水方位三年，就会受灾；在木方位三年，就会平安；在火方位三年，就会有旱灾。农作物的收成与天体的运行有如此微妙的关系，懂得这些，便可理解官府若肯定时将谷物发放出去，便可定时征收到一定的赋税。判断万事万物的发展，不过是三年一大变化，用智慧去研究它，临事时果断处理它，依照事物的规律去治理它，取长补短，第一年可以增长两倍，第二年可增长一倍，第三年与原来相当，官府在水大时征集车辆，天旱时则储备船只，这是官府利用事理统治的要决。
“自然界的规律是每六年一次丰收，每六年一次安康，每十二年必定有一次饥饿，此时人民必定生计困难，离乡他去。因此，圣人早就知道天地自然的循环规律，在灾祸出现前就有所准备。商汤时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人民并未因此受饥饿之苦；夏禹时曾有连续九年的水灾，而人民也没有流离失所，这是因为他们的君主能通晓事物起源的道理，能任用贤能之人的缘故。譬如利用车辆往来奔驰，千里外的货物便能源源而来，但若是不通晓事理，恐怕连百里之内的出产亦无法获致。
“君王亲自做一件事，或许能获得十倍的价值，但若在此政策上作一明智的抉择，其价值则无法估量了。君王预先看清楚某件事物有利，但并不一定要亲手兴办这些事业，而是要比较分析人民对于某些事物不足和有余，发布政令，使他们有利可图，甚至连四邻诸侯亦来有所要求。
“遵守法度，任贤使能，对有功人员加以奖励，这些都是君主推行庶政的方法，能够这样，便能使国家富庶，兵力强大，国势昌盛不衰，群臣没有空泛不实的礼节，没有淫逸放纵的行为，竭诚贡献道术报效国家。反过来说，君主若不了解事物的本末之理，不能任用贤能的人，有人劝谏则加以屠戮，这种国家一定搞得国贫兵弱，刑罚苛政繁多，群臣专务讲究空泛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