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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他带着一支衣着杂乱、人员庞杂的队伍，出现在印度北部前线。
但中国第五、第六军没有和史迪威将军在一起。他们仍在缅甸与日军作战，或者缓慢地撤回中国，或者已经被消灭。在印度没有谈到的问题（本星期早些时候在美国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是：为什么乔大叔离开了他指挥的军队？是华盛顿的命令吗？还是蒋委员长的请求？（史迪威说，他将回到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一些事情。）还是他自己的决定？因为让他指挥一支已有自己的指挥官的中国军队，本身就让人困惑。
随后，他对新德里的记者阐述了充满信心的预告。乔大叔说：“我承认我们经历了一场地狱里的跋涉。我们逃出了缅甸，这耻辱就如同地狱。我想，我们应该找出失败的原因，再打回去，重新夺回来。……日本人不是超人。只要我们按照最佳组合、最佳准备打回去，我们就能将他们赶走。”（《时代》，1942年6月1日）
报道中所提第五、第六军，即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其中，由师长孙立人率领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曾以不满千人的部队，击溃缅北仁安羌地区十倍于自己的日军，解救被围困的七千英军，这被认为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是，局部的奇迹改变不了整个缅甸战役惨败的结局。如今，在中国两个军的官兵命运未卜的时候，弃军而逃的史迪威的预言虽然听起来充满信心，但对于关心中印战区局势的人来说，恐怕难有精神上的安慰。
前线的严峻与华盛顿的冷落并存，这才是最让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时代》这样分析说：
今天，日本人已经选择进攻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印度、夏威夷、阿拉斯加——包括中国。他们可能会很快占领其中一个或多个地区，而能够明确的是攻占中国的战斗已经开始，他们动用了比在马来亚、菲律宾、缅甸三地总数还要多的兵力，日本可以有新的更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将达到其目的。
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向他援助任何飞机。华盛顿和伦敦简单地认为，蒋自1937年以来，没有任何空军也抵抗了日本人，那么他还可以继续这么做。情况就是如此。空军力量可以派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等所有地方，惟独中国除外。
但是，如果说战争已经艰苦地进行了五年，那么，接下来将会更为艰苦。日本目前完全腾出手了，远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集中兵力。她的四周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威胁，菲律宾被攻占，新加坡也被攻占，香港、印度支那同样如此。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遥不可及，更远未做好准备。在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不会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时代》，1942年6月1日）
然而，华盛顿的冷落远没有结束。半年后，1943年年初，冷落终于点燃了中美军事合作关系不和谐的、摩擦的火花——蒋介石命令中国军事代表团回国。
《未联合的国家》——1943年1月11日的《时代》，在专题“战争中的美国”的“总统事务”一栏中，以这个题目报道了发生在两个盟友之间的外交摩擦，甚至严厉指出，这是盟国在华盛顿打败的一场非军事战役：
在华盛顿，盟国打败了一场战役。这战役不是军事上的：来自前线的消息仍然令人振奋，战果也颇为喜人，战争再度在各处获胜。不幸的是，美国一直奉行的盟国原则失败了，其结果导致这一伟大而良好的联盟，相互之间慢慢失去信任。
蒋介石委员长从重庆下达命令，撤回于四月份来到美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他们来此的目的本是草拟一份中关在远东对日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无人需要。
凡是跟踪了解该代表团行程的人都知道，它一直被忽视、被冷落。它的团长是出色的熊式辉将军，他也一直被告知，将应邀参加制订盟国高级战略计划。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与美军首脑马歇尔将军和海军司令约瑟夫·金上将见面。他在使馆区的一座朴实的砖楼里设立代表团办事处，墙上挂满地图，做好准备介绍远东战场的详细情况。
……或许美国觉得，它之所以不得不怠慢中国，是因为俄国人不愿意与日开战，不愿意参入讨论远东事务。但最大的麻烦可能在于巨大的、不可原谅的忽视。在中国，人们常说熊将军“擅长呼风唤雨”。然而，面对华盛顿的冷淡和出奇的平静，他不再能呼风唤雨了。（《时代》，1943年1月11日）
蒋介石一气之下撤走军事代表团的命令，却使事情有了转机。一直被冷落的熊式辉，忽然接到了来自白宫的邀请。《时代》对这一过程的叙述颇为生动，堪称历史大场面中不可多得的精彩细节，至今仍耐人寻味：
当召回他的消息传到白宫后，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位于使馆区那幢小楼的代表团所在地——差不多是几个月来响起的第一次铃声。熊将军最终接到了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邀请。他在翻译李上尉的陪同下前往白宫，等候了半个小时，得以与总统见面交谈。
熊将军长着一张和蔼的娃娃脸，脸上总是挂着笑。他只说他和总统讨论了“太平洋局势”，他是否真的还记得与盟国合作、租界条约执行缓慢的不满呢？熊将军机敏地回答：“在我们的敌人被彻底打败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
但是，一位毫不掩饰自己不满情绪的人，是中国著名人士、哲学作家林语堂。他说：“让我问美国人民一个问题：熊将军为什么不能离开？既然盟国的领袖们看上去远没有做好准备，与中国一起制订联合反对日本的战略计划，他留在华盛顿，对盟国事业还有什么用？中关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的良好愿望，已经严重地停滞了。……”（《时代》，1943年1月11日）
在这些精彩的叙述细节的文字旁边，醒目地配发了一张两位中国军人合影的照片，他们就是熊式辉和翻译李上尉。果然如《时代》的描写，左边的熊式辉有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其实，出生于1893年的他，这一年正好五十岁。
期盼已久的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见，对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华盛顿的工作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不得而知。他们事后是留了下来，还是很快回到重庆，非本文探讨的内容，且留待日后另作追寻。
其实，在1942年中美之间的合作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大背景下，假如不是《时代》（也就是卢斯）的偏爱，熊式辉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行踪及景况，想必不会太引人注目，也不会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描述。因为更大的、更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的《中美新约》、《中英新约》。中美签约仪式在华盛顿举行，由中国驻美大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共同签署；中英签约仪式在重庆举行，由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共同签署。
《时代》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在华盛顿，本星期中国大使魏道明拿起毛笔，在一份新拟订的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条约上，艺术地签下了他的名字。和他一起签名的是赫尔国务卿，赫尔说：“我们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
同一天，一项新的中英条约也在重庆签订。封上红蜡，系上红、白、蓝色的丝带。它主要表达与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样的内容。蒋委员长致电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我，它是盟国之间密切合作的一个明显标志……”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害怕被盟国淡忘之时，这一条约的签订正当其时，它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他们立即撰文欢迎这一里程碑事件，论述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权利的侵吞，以及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生活做出的贡献。
……按照新的条约及其他延伸的相关规定，中国不再有租界（不过，香港仍由英国控制），不再有外国的法律系统，在内地水域和沿海商业航道上，不再有英国船只。
等打败日本之后，中国人的命运，将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
一个世纪之前，一位老派传奇人物、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lmer－ston），对派往中国的英国特使说：“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基督教的国王陛下的特使，去和异教徒野蛮人打交道。”本星期，只有重庆异教徒的一句俏皮话提到了他：“如果帕默斯顿大臣听到这一消息，他不仅要在坟墓里跳起来，还会像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飞起来。”（《时代》，1943年1月18日）
取消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无疑是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尽管日本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特别是对外国租界的侵占，使条约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失去了可操作性，烽火硝烟也使“取消”之举的历史意义黯然失色，使事件本身减少了轰动效应。但对于中国来说，取消美英等西方列强近百年的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庄严时刻。半年之后，1943年7月12日出版的《时代》，在以《三个七》为标题回顾中国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件时，少有地提到了白修德（《时代》过去一般几乎不注明记者的名字）对美、英取消治外法权的评述：
《时代》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指出另一个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六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时代》，1943年7月12日）
乍暖还寒时候，又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透过硝烟的遮掩，醒目地镌刻在1943年的日历上。
五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与熊式辉及中国军事代表团遭遇的冷落相比，同一期间逗留在美国的另一位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她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自1942年11月来到美国就医以来，几个月里，特别是从1943年2月开始，她几乎成了整个美国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女性。
中国坚持数年独立抗战的艰苦历程，美国与中国生死攸关的盟国关系的确立，自然是宋美龄的美国之行相当引人注目的现实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之行更是她个人能力、魅力的一场表演。特别是对许多普通美国民众而言，宋氏家族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宋美龄本人自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历，她以个人魅力对蒋介石施加的深刻影响……这些都远比其他故事更能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
宋美龄美国之行能够引起轰动效应，恰是卢斯所期待的。因为是他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了宋美龄的此次访问，这既是对1941年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访问中国的回报，也是他试图借此促使罗斯福总统加大对中国援助力度的一个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