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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亲爱的，你还是给了吧。快把‘泪珠’还回来，不然有你好看！”话筒里传出令人厌恶的尖声尖气的声音。
奥克萨娜和我面面相觑，什么“泪珠”啊？
一夜无眠，我们讨论了相关几个人的种种表现，终于认识到，金尼斯是某个游戏中的筹码。很清楚，侦查员伊萨不是个廉洁的警察。但是，是谁把奥克萨娜去找叶琳娜的事告诉了那个不知名的歹徒呢？
早上五点钟我悄悄地溜出屋子，打车前去找宾馆。我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因此我的莫斯科之行应该保密。下了车，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可见，没有人跟踪我。在宾馆里开好房间，我就动身去侦察布特尔卡监狱。
新村街四十五号，这个地址我未必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忘记。布特尔卡监狱隐藏在一栋大楼的院子里。在静悄悄的早晨，监狱旁挤满了人，几乎所有的人手中都拿着几个大包。
二十分钟内我就掌握了一些情报。所有的东西都要拆开分装到几个袋子里，香烟不需要包装，苹果可以送，但橙子不能送。糖只能送砂糖，块糖是禁止的。肥皂可以送，但送洗发水绝对不允许。只要监狱长点头，送桶和送盆请便，但现在找他的人排了几公里。药品单独转交，只能开一周的剂量，而且只能送国产的制剂、维生素和阿司匹林，任何进口药都不允许送。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对于那些以“为什么”开头的怯生生的问话，得到的回答要么是粗野的狂笑，要么是同情，“您是第一次来，是吧？”
八点钟时，狭窄的小门刚刚开了一条缝，等候的人们就蜂拥而入。人流把我挤到一个带有小窗的长排房子前。我意外地排在头一个。小窗打开了，一个身穿军便服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无论是波浪形的鬈发，还是浓妆艳抹，都没能为她增添一丝魅力。她的一双小眼睛像钻孔器一样向我的脸戳来。
“姓名？”
“达里娅。”
“妇女们在另一个隔离间。”
“对不起，刚才我理解错了。金尼斯。”
“父称？”
“伊万诺维奇。”
“姓？”
我一紧张，又差点说出自己的姓。
“出生年份？”
“1982年，不，1984年。”
机器人般的女人在一堆卡片里翻找了一阵后，扔出一张纸。我退到一边，开始琢磨。这是一张物品转交单，最上面用红笔写着“100”。爱说话的、同样不幸的同志们告诉我，这是牢房号。立刻，同牢房囚犯的父母也出现了。我吃惊地看着他们。我的自以为是又遭到了一次打击，我一直认为，牢里歹徒的父母也是同样的货色。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些像我一样备受折磨的不幸的人。
一扇窗户吱呀一声打开了，从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帕甫洛娃！”
一个满头大汗的女人正把一个袋子拖到窗前。我狡猾地提前站到窗户旁。
“对不起，他们给了我一张单子，但是我没有物品，怎样……”
“三点钟以前转交，”与前一个女狱警一模一样的金发女郎斩钉截铁地说。
“但我是特许，”我一边蛮横地说，一边递上一个装有100美元的信封。
金发女郎迅速向信封内看了一眼，脸上乐开了花，她神秘地说：
“你要马上跟他们说，说你有医生的许可，可以特事特办。”她用粗硬的声音说道，满脸都是笑意，“拿着，填吧！”
她塞给我一张纸条，我离开窗户一看，上面写着：“三点，特转，找马琳娜。”
三点钟的时候，我提着个塞满东西的大包，又站在了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小窗也关着，一片沉寂。突然最外头的一扇小门打开了。
“你有什么事吗，大妈？”一个人探出脑袋问。
“转交东西，请叫一下马琳娜。”
那个脑袋领会地点了点。过了一会儿，小窗打开了，出现了第三个金发女郎。难道金色鬈发就是她们适合干这一行的标志吗？
“给我吧。”马琳娜简洁地说。
我把一大堆东西倒在她的面前。
“除臭剂不能送。”女狱警说。
我飞快地递给她一个信封。除臭剂落进她拿的袋子里，同这瓶除臭剂一起的还有不准送的花露水、小灌肠和其他许多东西。
“交给马廖夫。”女狱警吩咐。
“什么？”我大吃一惊。
“给马廖夫啊，你不记得那张纸条了？”
我只得在一张字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递了过去。
“你等着，”她发出简洁的命令。过了四十分钟左右，小窗又打开了。
“呐！”一张字条落到我的手上。
我走到外面一看，上面写着：“东西收到了，一切还好。金尼斯。”在字条的下端，又一个笔迹写道：“星期二，下午三点，特转，列娜。”也就是说，下个星期二还可以来送一次东西。是啊，唰唰响的美元在我的祖国可以搞定一切。
我离开监狱去找雅申。很久以前我和他是同年级同学。当时满脸雀斑的雅申老爱无耻地抄袭我的家庭作业。现在改名换姓为叶甫根涅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所长。高高胖胖的他颇有成就，但又喜欢招摇撞骗。对于我的请求，他胆战心惊地挥舞着他那生有雀斑的手说：
“不干，无论如何都不干。”
我叹了一口气，这种话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我有让他帮我办事的理由，我收藏了一批美国总统的画像。我不得不在雅申那儿耗掉了四个小时，但是到晚上时，我得到了一张宝贵的律师证明书和一个诱人的电话号码。
晚上，我同奥克萨娜联系上了：
“请叫‘金尼斯’接电话。”
“他钓鱼去了。”
这就意味着，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我在长长的摄影棚中挤来挤去，终于找到了需要找的人——化妆师列尼亚。的确，起初他也想推托，但“一沓钞票”就搞定了一切。
第八章
第二天，我在莫斯科一栋新盖大楼的单间住宅里完成了短暂的访问。一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大约十七岁的小伙子开了门，我准确地知道他身上背着十二年的坐牢史。
“你，大妈，难道是从叶甫根涅那儿知道我家的？”主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道。
“我……”
“好吧，进来吧。”
经过两个小时的讨价还价，我们终于达成协议，晚上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叫来化妆师列尼亚。
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箱子。桌子上一张金尼斯一年前拍的毕业照在等待着他。
“先是头发，”列尼亚的剪刀响了起来，“那里，当然，不是很亮，但毕竟，毕竟……”
他竭力用一种染发剂突出发型。
“太棒了。”我赞许道。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化妆术还在后头。在列尼亚的手下，房主的蒜头鼻消失了，变得秀气挺拔，与金尼斯的十分相像。然后列尼亚魔术般地改变了他眼睛和下巴的形状以及脸型——“金尼斯”已经在用另外一双褐色的眼睛看着我。奇迹继续发生。化妆师撑开他的眼皮，虹膜就改变了颜色，变成了蔚蓝色。“金尼斯”坐在我面前，我亲爱的、可爱的孩子！我差点大哭起来，但是阿卡奇五岁时曾说过：“哭有什么意义呢？又哭不出礼物来。”
列尼亚开始对我进行指导：
“那么这样。早上，记住了，只能是早上，您帮他贴上这些胡子，这是一瓶胶水，再给他戴上假发，我认为栗色很合适。”
化妆师在一个大包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一副深栗色的假发。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副宽大而沉重的黑框眼镜。
“还有西服，”化妆师飞快地说，“看来，它非常有利于您实现计划。”
说着列尼亚又从这个大包里掏出一件粉红色的西服上衣，一件深橄榄色的衬衣，一条深红色的裤子，以及一条同样颜色的领带。
西装上衣看起来极具震撼力——它是用某种亮闪闪的、像漆布的面料缝制而成的，钉着金黄色的纽扣，在胸前的衣兜上还绣着一只狮子。看见我惊奇的样子，列尼亚自豪地说：
“这是我从服装部搞来的。西服上衣和衬衣十分合身，而裤子需要收一下腰。喂，试试吧！”
于是他把那些令人费解的衣服递给假金尼斯。我又找到了话题：
“不，不，绝不能穿这身衣服。全牢房的人都会瞪大眼睛看着这套俗气惹眼的衣服的。”
“就是要这样，”列尼亚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就是要全牢房的人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傻瓜。但所有的人记住的只会是他的衣服，却不会盯着他的脸看。这是个绝好的分散他们注意力的时机！”
“要知道他是对的，”我想，“事实上，所有的人将只会仔细打量这身西服！”
第二天早上打车的时候，事实证明了列尼亚的真知灼见，出租车司机连假金尼斯的脸看都没看，一路上只是轻轻咳嗽着。
七点半的时候，我们加入到在监狱门口排队的人群之中。八点钟时，提着几十斤大包的人们开始飞奔入内。假金尼斯猛地拉住我的手：
“别跟这些人跑，他们要进右边的门，而我们律师应该朝左拐。”
他进入另外一个入口，走进一个狭窄的房间，尽管这里摆着椅子和一些不好使的小桌子，但这个房间已经破败不堪。这里聚集的也是另一类人。身穿高档西服的已经发福的男人和拿着高级公文包的妇女，几个很年轻的律师还穿着牛仔裤和短上衣。他们都排在一个小窗前。我能感觉到，由于害怕我汗流浃背。我的天哪，我完全不知道，律师该如何进入监狱！假金尼斯用拳头捅了捅我的肋部，低声说：
“干吗瞪着眼睛？站好了，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说着他就把那本相当于我原来一年工资的律师证递进了窗口。
又一个保养得很好的金发女郎给了份表格。我们在墙角找了一张桌子。
“这是申请表，”“同事”教导我说，“填吧，然后再递回窗口，等他们一个一个地叫。”
“她什么都没怀疑，没有流露出怎么会一下子有两个律师去找同一个囚犯的疑惑？”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法律是允许的。”
“你从哪儿知道这么多？”
“如果你像我一样坐过牢，恐怕知道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突然我哆嗦了一下，那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露出了马脚。假金尼斯怎么办呢？当真相大白时，他怎么从监狱出去呢？听了这个问题，假金尼斯轻声嘿嘿笑道：
“真有你的。明摆着的事，我马上是出不去的。一开始他们为了整顿秩序，会照我的脸上痛打。然后大概会审讯我。只是我怎么也猜不出，他们将给我安上什么罪名。也许是诈骗。他们用暴力强迫我，你也不要害怕。多奇怪呀，你付了我这么多钱，却还在为我担忧。”
“你就不怕再次坐牢？”
“牢房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很有名声。请你相信，我不会进大通铺的牢房。我会有单独的小床，床头还有电视机。”
“什么，单独的床——特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