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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生于1938年。80年代中期作为散文家进入文坛。散文集《最后一个人的舞会》由作家本人选编而成，该集子收入了20世纪作家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此外，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还是个剧作家，写了很多剧本，如《三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20世纪之歌》、《音乐课》和《科伦宾娜的住所》等。她创作的人物类型、写作方式和创作观与俄罗斯传统创作大相径庭。她的作品在中国偶有译介。
首先，在人物选择上，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追逐软弱或无情的男人的女人、妓女、酒鬼和被抛弃的早熟的孩子。她的女主人公在生活中不能独立，一旦被丈夫抛弃后，就不断地猎取别的男人，不断地喝酒，自暴自弃，万念俱灰，因而仇恨家庭，仇恨父母和孩子，对生死全然麻木。如小说《孩子》、《葛利沙叔叔》、《自己的圈子》、《带小狗的女人》和《夜间》等。很多女人在心理上不健康，经常是因情绪低落或自杀未遂而住进精神病院。如《流感》和《阿里芭芭》。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女人形象，不是生孩子的机器，就是男人的玩偶，没有自尊，没有自我。因此有人说作家编织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的“恶之花”。
在表现手法上，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残酷和无情。为了说出生活残酷的真理，她不加任何矫饰，不考虑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她不想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上的享受。读了她的作品后，读者怎么也不会忘记作品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渴望得到丈夫的真爱并奉献了自己全部真爱的妻子死后变成一只无家的猫，又回到丈夫家（《不朽的爱》）；夜里女儿发现父亲死了，竟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打电话急救，而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躺下睡觉去了，早上起来先去送孩子上学，然后才把父亲送到医院的太平间（《自己的圈子》）；作品中常提到死亡的孩子和生病的孤儿，没有脸或眼睛的女人。作家把女人的生活写得那么颓废、那么龌龊、那么空虚，使人不禁想起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他把美女画得面目狰狞，五官不全，画成非人非鬼的怪物。女作家也是千方百计地将人物进行变形，从而展示女人不正常的、病态的生存状态。她简直就是将女人的污浊的生活用放大镜放大后给人看，真令人有些目不忍睹。
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上和表现人物命运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她的创作观也是反传统的。她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态度：“我不想美化这一切。”是的，她摧毁了所有层面的乌托邦。在她的作品中，爱情就是导致处女膜破裂出血和毫无意义的宣言，家庭幸福就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休止的吵闹。以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的理解，她的创作是无人道的，无人性的。她在努力建造废墟上的田园牧歌和地狱中的现代幸福生活的神话。据说，毕加索在画他所爱恋或敬重的人时，总是避免使用立体主义，比如他的妻子、母亲和他的几个好友在他的笔下都是自然形态的。如果我们把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残酷理解为是一种创新，那么是不是女作家内心某种激愤和仇恨的交织加快了她这种创新求异的步履呢？
总体上看，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手法是大相径庭的。托卡列娃代表了传统的创作方法，她的小说里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因素。难怪她的作品被誉为“上帝的短笛”。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她的作品是最容易贴近读者的，尤其是在压力重重的当今社会，她的作品能给人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愉悦。她在呼唤“别了，苦难”！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泰娅尽管都被列入俄罗斯文学的“另类”创作，但创作风格却不尽相同。托尔斯泰娅是用童话的形式揭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她不得不唤醒她的主人公“告别幻想吧”；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写作手法要残酷得多，她被称为“营造丑陋天堂的人”。她为了表现痛苦和失意的存在，不惜让她的人物变形、扭曲。此外，她在写作形式的创新上也走得更远些。媒体和批评界较之普通的读者更加喜爱和关注她。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三位女性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维持了文学生态的平衡与和谐，这世界不是绝对一极的悲观或乐观，在她们各自创造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的读者对世界的感受总能在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之间得到些许的慰藉。
（陈新宇：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邮政编码：310058）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与恩怨
李建刚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新一代年轻作家，这些作家在日常的创作和交往中或疏或密，他们之间有友谊，也有对抗，有时甚至相互诋毁和谩骂。在众多的作家交往中，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两人的恩恩怨怨特别值得一提。
安德列耶夫简介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之一。其早期作品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传统；后期创作流露出某些现代主义倾向，具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色彩。其代表作《红笑》以日俄战争为背景，表现了个人在战争血腥与残酷的涤荡中“疯狂与恐惧”的心理状态。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颓废色彩，他往往以挖掘人物内心的黑暗面、逃避现实等思想进行创作，多年来并不为我国读者所接受。他的绝笔之作《撒旦日记》堪称俄罗斯魔幻小说之首创，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十月革命后，安德列耶夫流亡芬兰，1919年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
安德列耶夫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性格不稳定”、“情绪变化无常”、“举止乖张”、“极度自信”等特点，其性格颇为内向，敏感而细腻。他曾在十来岁的时候为了跟同伴比试胆量，平躺在铁轨里，让火车从身体上面隆隆驶过，可见在他骨子里还颇有冒险精神。安德列耶夫从上学起就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他读了许多俄罗斯以及国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并且喜欢替同学写作文。对他一生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他们两人的悲观哲学很适合安德列耶夫的性格特点，促成了他悲剧性的世界感受，这也造就了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1891年安德列耶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在安德列耶夫的大学生活里，“迷失自己的苦痛、精神抑郁、酗酒、恋爱的失败与绝望”等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曾两度试图自杀，沉重的精神分裂一直折磨着他以后的生活。后来，安德列耶夫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助理律师工作，先是以法庭记者的身份给《信使报》投稿，后来就以专业记者的身份主持该报文艺专栏的工作，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弃法律而从文，从此便开始了他经常性的文学创作活动。
交往初期——从挚友到分歧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前后经历了近二十年，根据他们交往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的亲密友人时期和后期的分歧敌对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大致分野时间在1907年前后。两人交往的开始应该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4月5日，《信使报》总第94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列·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描写了一位警察在复活节善待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这部短篇引起了高尔基的极大兴趣，同时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大众杂志》的出版商维·米洛留波夫：“莫斯科的《信使报》在复活节特刊上刊登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这位列昂尼德正是您所期待的人物！他有一颗多么美好的心灵啊，简直是太棒了！可惜，我还不认识他，否则我也会向您推荐他的……”一年之后，高尔基主持编辑《尼日哥罗德之页》杂志，需要一些长期稳定的稿件，他想到了安德列耶夫，便立即写信给《信使报》的一位友人，索要安德列耶夫的通信地址。安德列耶夫很快就给高尔基写了回信，并按高尔基的要求给杂志寄去了稿件。不久，《尼日哥罗德之页》便刊发了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纪念碑》。
由此，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的“文交”，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1900年春，两位“相识”近两年的朋友才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匆匆见了第一面。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高尔基并没有从安德列耶夫的第一印象里觉察到他那深藏的忧郁和悲观性格。
高尔基起先并不知道安德列耶夫早在1892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当他发现安德列耶夫的才华之后便希望对其加以培养和指导，于是便大力扶持安德列耶夫的创作，帮他联系杂志发表作品。高尔基在1899年4月写给安德列耶夫的信中谦逊地向安德列耶夫提了一些建议：“您开始创作仅一年，我则有七年了，以我年长的资格，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些建议……” 接下来，高尔基列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篇幅有些拖沓”，语言也“不够精致”；具体以《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为例，他认为小说“开头过长”，中间“很精彩”，而结尾“走了调”；他还认为作家应该写他认为最好、最想写的东西；建议学习经典作家的各种优点——学习莎士比亚“表达感觉的手段”，屠格涅夫“感受并表现大自然的艺术”，还有契诃夫“构建小说的优雅能力”等。高尔基还就写作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尽管与高尔基在创作上有不同的看法，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还是非常珍视。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安德列耶夫特意加上了“献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句。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安德列耶夫加入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两家民主派杂志——《大众杂志》和《生活》，并且成为《知识文库》集群中的一员，他很快在文学圈子里崭露头角。然而，两人的交往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辩论：两位作家在人生观、世界观、文学的根本任务、作家的使命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即便如此，两人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尔基以他一贯的与人为善的性格试图帮助安德列耶夫摆脱自己性格的羁绊，回到他的身边；而安德列耶夫也十分敬重作为挚友的高尔基，并十分珍惜同高尔基的友谊，因此几乎每一次意见相左时都是他主动退让，听从高尔基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
高尔基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对安德列耶夫施加影响，他甚至对安德列耶夫的人生观、处世方式等都试图施加有益的影响。集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高尔基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甚至是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安德列耶夫一开始也深受高尔基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