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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是怎么了？”看到这张极不自然的脸肿得跟小靠枕一样大，邻居大吃一惊。
“急救……”
未待叶莲娜说完，伤口缝线终于彻底绷开了。血呼地涌了出来，淌到肩膀上。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但看到自己流出这么多血，叶莲娜吓坏了。
邻居愣在了那里，一动不动。
“快去……”叶莲娜重复着。
“是，是……我这就去办事处打电话……”
要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跑得动的话，她早就跑了。可惜她只能像鹅一样慢腾腾地走。她开始向办事处挪去，突然想起自己的老姐姐还在等她吃午饭，于是决定先告诉姐姐一声，然后再去1。5公里外的村口办事处。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患有心脏局部缺血和关节炎，走起路来非常吃力。但无论如何，她最终还是走到了那里，打通了电话，并解释清楚了该往哪走，在哪拐弯，门牌号是多少。
两小时后，急救车到了。叶莲娜还活着，脸色苍白如脱脂牛奶。头发粘在了一起，形成一层滑滑的硬痂。肩膀、前胸都是血，像被人杀掉了一样。
医生是一个健壮的男人，50岁左右。他断定，她被人打穿了颈动脉。
“躺下，”他命令道，“别动，不然你死定了。”
他抓起一条毛巾，缠紧血管。
“谁把您弄成这样的？”医生问道。
“没谁。我一周前做了个整形手术。”
“为什么？”
“为了好看。”
“在棺材里会好看的。”医生嘟哝着。
一个男护士走了进来。他们一起把叶莲娜放上担架，抬进急救车。她再也不用害怕了。她知道，她得救了。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但还在。“一定不能失去意识，”叶莲娜一边想着，意识却已不知滑向了何处。
醒来时，已在手术台上。旁边站着一个医生，但不是急救车上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年轻，肌肉发达，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正和一个护士聊着什么。毛巾已从头上摘掉了，热乎乎的血正汩汩地往外流着。
“把我的血管缝上吧，”叶莲娜说。
“您能付费吗？”医生问。
“付什么费？”叶莲娜不解。
“一切费用。绷带费、手术费。”
“我都快死了……”叶莲娜有些诧异。
“付费为零的话，”医生继续解释着，“我们就什么也没有。”
“你们不是还有手吗？”
“什么手？什么都得花钱呢！”
“我提包里有钱夹。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都拿走吧。”
“我不掏别人的包，”医生说着，转向护士，“你去看看。”
“我也不。”护士拒绝了。
叶莲娜哭了，生平第一次。她明白，什么也救不了她了。最后一滴血就要离她而去。而这两个没良心的家伙，他们才不在乎她的死活，他们只在乎钱。
叶莲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苏联时期度过。要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她就会得救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正常运转着的。运转着整个体系，还有绷带和良心。如今这个体系轰然崩溃了，和它一起崩溃的还有道德。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他就会以圣训圣戒为准则。
如果不信，正如这个医生——那就意味着任何准则都将不复存在。而她，只能等死了。
泪水流到了鬓角，冲出一条泪痕。突然，门一下子打开了，谢尔盖跑了进来。显然，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仅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还给叶莲娜家里去了电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又告诉了谢尔盖。于是，他便出现在了这里。
一分钟以后，输液器、身穿蓝大褂的外科手术护士出现了。那个肌肉发达的外科医生也进行了术前洗手消毒。谢尔盖支付了一切费用。用的是硬通货。他是俄罗斯新贵——年轻、富有。
一个月以后，叶莲娜把维多利亚草莓摘到一个篮子里。草莓的果实——一颗挨着一颗。草莓的气味——无与伦比。自然界中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散发出像草莓那样的香气。这气味透着一丝丝的苦涩，含着太阳的炙热，飘散着泥土的芬芳。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味道。
叶莲娜嗅了嗅那香气，接着将草莓一颗颗吃掉，这可以恢复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之后，她开始仔细地在脸上涂涂抹抹，半小时之后，洗掉面膜。
所有的缝合处都长紧了，适应了新的收口。她的脸颊很光滑。眼睛里闪烁着蓝色的光芒。镜子深处是一个长相最多30岁的年轻女人，正注视着她。她——30。他——31。一个正常的差距。
叶莲娜的体形还是那么完美：不能再增，不能再减，生得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如今的这张脸像剥了皮的煮鸡蛋——娇嫩光滑。这张脸能坚持多久呢？10年？到时可以再去做拉皮。
至于她差点没了命这事，似乎已忘得差不多了。发生过的，都过去了。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李铮：北京师范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翻译方向博士研究生，邮政编码：100089）
不寻常的一天
［俄罗斯］弗·格列恰尼诺夫 著 李冬梅 译
和往常一样，这天也没什么特别的，上午、下午都过去了，现在是晚上，接着就该是深夜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家门，走进厨房，坐到了桌旁。
“怎么？”索涅奇卡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眼丈夫说，“你还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内疚地叹了一口气，没出声。
“我早就料到了。”索涅奇卡说完就去卫生间洗被罩去了，也是去那儿偷偷地哭去了。自己动手洗被罩是因为不喜欢去洗衣店，哭是因为刚才提到了丈夫又要出差很长时间，这是他今年第三次出差了，当然了，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丈夫这次要去特穆塔拉坎，离这儿很远，连一家像样的旅馆饭店也没有。而最让人气愤的是，只在有这种差事的时候，处里才会想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让他去就去。他就是这样的人。办公室领来的办公用品，什么稿纸啊、复印纸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什么东西呀，同事们都统统拿回家去了，只给他剩些带格子的账本和一些紫色的表格。等工作中需要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只好去学生用品商店买，还得自己掏腰包。有一次，他在家讲了这件事，打这以后，原来一直在心里暗暗恨他的丈母娘也就不再隐瞒对他的态度了。
“你嫁了个傻瓜，”有时候甚至当着他的面，丈母娘就这么跟女儿索涅奇卡说，“你看看，他像谁？你像谁？你们的孩子又像谁？”
这些话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感到特别委屈和不公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主任工程师，这也正符合他的身份；妻子则完全像一个经济学家，这也和她的职业相当；孩子们有的地方像他，有的地方像索涅奇卡，更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孩子。不管怎么说，丈母娘的话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总而言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活得不太舒心。公交车上有人对他说话无礼，售货员卖给他东西总是缺斤少两还暗自得意，因为他从不看秤，他认为这不体面，即使看了，也不出声。不过，只有一次，他没忍住，说了出来。回到家，他对妻子说，他替售货员感到羞耻。听了这话以后，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索涅奇卡更没动静了，连着两个星期没说话。
这时，索涅奇卡红肿着眼睛从卫生间里出来了，默默地找出一只旅行箱，开始往里面放丈夫出差要带的东西。
“索涅奇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了，央告说，“我到底错在哪儿啦？”
索涅奇卡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上帝呀，”她低声喊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活着？你哪怕拿一沓复印纸回来也行啊！”
“我不会拿复印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了一句。
“那你就学学。”索涅奇卡说，“要不我走，永远不回来了。”
最后一缕阳光照进房间后，太阳落山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穿上一件鼓鼓囊囊的上衣，戴上一顶涂着防潮油的窄边帽子，走出了家门。
“好，”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威胁谁，“我这就去给你们拿。”
随后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于是他走进了拐角处的一家小商店，闭上眼睛，往衣兜里塞了一块友谊牌软形干酪（当时，这是好几年前了，那块奶酪卖26个戈比），就径直往外走。
他等着有人来拦住他，臭骂他，再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去，甚至也许还会把他关进监狱里去。但是，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他平平安安地出了商店。谁也没发现他。
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记不清了。他一直在一个什么地方徘徊，自言自语，还来回晃动着胳膊。明亮的月光洒满了大地。黎明时分，他回到了家，把那块该死的干酪塞进了冰箱，就睡着了。
清晨，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处长异乎寻常地温和，甚至有点像讨好似的说，“您今天坐飞机去一趟里加吧，去参加个研讨会。千万别急着回来。在那儿晒晒太阳，好好休息休息，我们可没少让您受累。”
“那出差的事儿怎么办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刚一开口，电话里处长马上又和蔼地说：“您就别考虑这事儿了，会找到人的。总之，您就出发吧，什么也别想了。我已经派车接您去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去了里加。回来的时候，精神饱满，皮肤黝黑，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处里的女人们甚至开始向他示爱了，但什么浪漫的事儿也没发生。
好戏在后面呢。不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里加刚认识的一个熟人（那时他就是个大人物，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就把他调去了，让他当了主任，当时正好空出来一个主任的位子。再后来他有了一套位于河湾处的房子，那儿空气清新，离地铁站只有几步远，虽然那个时候他早就把地铁给忘了。孩子们转到了一个因材施教的学校，丈母娘现在也只是星期天才登门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他穿着高档，但很有品位，人年轻了，腰挺直了，步伐矫健，目光自信，睡眠酣畅。
只是一到望月那天，他就失眠，躺在那儿辗转反侧，心烦意乱。当月亮爬上窗户，月光照进这套大房子最黑暗的角落的时候，他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件鼓鼓囊囊的上衣，戴上那顶涂着防潮油的窄边帽子，到街上去。直到黎明时，他才回来，这时他已经安静下来了，也疲劳了，然后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一家商店的工作人员准会发现门槛上有26个戈比，已经接连好几年了。有时候是一枚20戈比的硬币和两枚3戈比的硬币，有时候是一枚5戈比的硬币、两枚10戈比的硬币和一枚1戈比的硬币。的确，现在钱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工作人员们发现钱的数目也变了，但仍和原来那26个戈比的价值相当。开始时他们还感到奇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人嘛，对什么事儿都会习惯的。
（李冬梅：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