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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啥辰光找他谈呢？”
“让我把他的材料再研究一下。”
三小时以后，叶月芳把方宇带进来了。他拘谨地站在杨部长面前，低着头，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是好，一会交叉地放在胸前，一会藏到脊背后面，最后垂直在身体两旁。“请坐下。”杨部长指着他办公桌前面那张椅子对方宇说。
叶月芳端过一杯茶来放在方宇面前。
方宇莫名其妙了。他听说杨部长找他谈话，他迟疑了一阵子才走。临走，他又向房间四周留恋地看来看去，好像是进行最后的告别。他想打个电话告诉家里，说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那就是说，他准备进监狱。他后悔不该坦白出曾经受过梅厂长的马凡陀的金手表，讲出去以后，果然杨部长找去谈话了。见叶月芳站在旁边，他不方便给家里打电话，怕给叶月芳察觉出自己的心思。他心一横，抱着横竖横的心理，跟她来了。走进杨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看见公安局的人员，他就有点奇怪；杨部长和叶月芳那么客气，他更奇怪了。他坐在杨部长面前，还是不敢抬头，也没有喝茶，以一种等待宣判的心情在静坐着。
杨部长窥出他这种紧张的心情，特地缓和一下空气，轻描淡写地说：
“方宇同志，不要太紧张，我们随便谈谈。”
“方宇同志，”方宇想起自己过去的罪行，听到“同志”两个字感到有点惭愧。一个贪污分子值得杨部长称做“同志”吗？
他抬起头来，口吃地说：
“杨部长，我，我……”
“你怎么样？方宇同志。”
“我，我不配称做同志，你待我太客气了。”
“这没有啥。”杨部长望着他的面孔说，“你不要老是想着你是留用人员。你要晓得，你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雇员，站在政府机关以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
“不要站在政府机关以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方宇仔细回味着杨部长的话。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单是一个按月拿一百一十个单位的雇员，而且是政权机关中的一个干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一个为一百一十个单位服务的人。每月发给他一百一十个单位只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报酬。他的工作，要对政府负责，要对人民负责。他想起那一次透露给梅厂长关于七月一日加税的消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少损失啊。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的手抓着面前的那杯茶，可是不喝。他说：
“杨部长，你说的对，我是有些雇员思想。我对一些问题看法常常很糊涂。”
“看法糊涂，思想错误，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分析思想错误的根源，找出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只是有的人犯的错误多一点，有的人犯的错误少一点；有的人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努力避免再犯错误；有的人犯了错误，自己不承认是错误，或者是别人指出了他的错误，他企图掩饰错误，甚至保护错误，寄托在侥幸上，不想改正错误，一错再错，就铸成大错了。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
杨部长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方宇的脸上。方宇的面孔感到热辣辣的。他慢慢把脸偏过去，发觉坐在杨部长背后的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正对着自己。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很自然地把头又低了下来。“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杨部长这几句话在他的耳朵里轰鸣着，冲击着，好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拍击着海边的悬崖。他感到杨部长这些话是针对着自己讲的，却不提自己的名字，态度又那么和蔼亲切。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又很难受。
杨部长见他不言语，十分关怀地问他：
“你觉得哪能？”
“你说的对，杨部长。”
杨部长接下去说：
“譬如这次三反运动，从第一阶段中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国家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许多干部被腐蚀了，犯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财富。”
“那太可怕了。……”方宇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始三反运动！”
“是呀，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是呀，同时也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不少。”杨部长说。
“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方宇说。
“不奇怪。”杨部长解释道，“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哩。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是的，那是的。”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晓得啥地方来的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
“我，我……”方宇张开嘴，又把话吞了回去，踌躇地改了口说，“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你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竟无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都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
“梅佐贤！”
“唔，梅佐贤也来了。”叶月芳坐在杨部长的背后，插上来说。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我……我……”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他一直在讲着“我”，可是说不出其他的话来。梅佐贤那张露着两个酒窝的长方型的面孔在方宇面前出现。他想起那天在沪江纱厂厂长办公室的情形，梅厂长把马凡陀金表放在他面前，说：“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的。我今天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的。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道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从此，他就接受梅厂长一次又一次的礼品和金钱。想不到来了三反运动，还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而且梅厂长在座谈会上还谈了话。梅厂长啊梅厂长，实在太不够朋友了。梅厂长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和杨部长诚挚关切的态度，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杨部长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起初以为是讲的第三者，与自己无关。现在想起来，都是针对着他的。杨部长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母，抚摩着儿女所受的创伤，想早一点把他们治好。方宇感到再不讲出来，实在太对不起杨部长了。他本想一口气把自己所犯的错误都讲出来，可是自己很激动，情绪很乱，不晓得从啥地方说起。
叶月芳在旁边忍不住对方宇说：
“杨部长这样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坦白，还有啥顾虑？”
方宇皱着眉头，心里想是不是杨部长要他再坦白一些，然后今天就逮捕他；还是真的坦白了并不严办呢？他看不准，便站了起来，向杨部长试探地恳求道：
“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仔细想一想，有些事体，时间久了，实在记不详细。”
“完全可以。”
“我现在可以去吗？”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眉头开朗了。
“你现在可以去。”杨部长也站了起来，送他到办公室门口，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方宇一走出去，叶月芳马上焦急地走到杨部长面前，问：
“你刚说动了他，为啥又放他走呢？”
“不放他走，”杨部长幽默地说，“留他在我的办公室困觉吗？我这里也不是旅馆。”
“不是这个意思，”她辩解地说，“意思讲，要他坦白。”
“他还没有想好，哪能坦白？”
“一回去，又会变了。”
“怕他变过去不坦白吗？”
“是呀！”她急得胖胖的圆脸上的两只眼睛睁得更大。“那要他再变过来，”杨部长说，“思想基础不巩固，是不会坦白的。一次不够，我可以再和他谈一次。”
她听见杨部长答应谈第二次，而且显得很有把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鼓着掌，说：
“那好，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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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你说，这样做法，好啵？”赵得宝问陶阿毛。
陶阿毛刚才听老赵谈了一通重点试纺的道理，他料到这绝不是赵得宝个人的意见，一定是党的意图，通过他来了解群众的反映。他想摸一摸重点试纺的“底”。他显得非常关心厂里最近生活又难做的情况，试探地说：
“重点试纺好倒是好，行啵？”
陶阿毛的眼光停留在秦妈妈和汤阿英的脸上。
下了工，谭招弟洗了手，换上衣服。做完了一天的生活，她松了一口气，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