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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话由冯永祥的嘴重复出来，冯永祥因此觉得自己的地位也蛮高，很神气地望了大家一眼。他的眼光最后停留在潘信诚面孔上，说：
“信老，你说，干部门哪能不紧张？”
“这个我了解，我在人代会上也听到陈市长这番话的。但是，为啥最近看不大见干部呢？问题在这个地方。”“哦，”冯永祥会意地说，“那是因为最近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陈市长特地在上海市邮政局设置信箱，接受各界人民和公教人员等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秘密检举和控告。三反运动这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你到啥地方去看到干部？这辰光，干部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别说沪江纱厂，税务分局派来的那位方宇驻厂员，就是再大的官，他首先得顾顾自己，至于啥税款呀，那倒是次要的。”
冯永祥的答复，徐义德仍然不满意。他问：
“三反运动么，市面上倒听到一些风声，有的《解放日报》也登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三反运动是哪能反法啊？
永祥兄。”
潘信诚、宋其文和柳惠光他们都同意徐义德意见，异口同声地说：
“对呀。”
朱延年加上一句，表示自己拥护姐夫徐义德所提的问题：
“徐总经理所谈的，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呀，问题报复杂。”冯永祥并不晓得中共上海市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三反运动的真实的具体情形，但自己是大家公认的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件事体哪能不晓得呢？天下事冯永祥没有不晓得的。怎样把不晓得的事说成晓得，而且和真实的事实又不能相差太远，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冯永祥抬起头来望着斜对面的书橱和书橱上的那个康熙年间的白底蓝花的大磁盘。他感到书房里的水汀烧得太热，解开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哔叽的西装上衣的钮扣，整理了一下那条大红呢子的领带，想了想，吃力地说，“三反运动主要是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发生的事情不一样，采用的方法当然不能一律。共产党办事总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三反运动，各个机关不同。”
冯永祥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还是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梅佐贤见到徐总经理把两道眉毛皱到一起，显然是不满意冯永祥的解答，同时，又表现出不好意思再问冯永祥。他为了投合徐总经理的心意，代他问冯永祥：
“冯先生，你说一个机关哪能进行三反好不好？比方说市人民政府，或者是我们这个区人民政府哪能进行三反？”
徐总经理暗暗点头。他心里想梅佐贤究竟不愧为我们沪江纱厂的一名人才，问题提的明确具体，叫冯永祥躲闪不开。
马慕韩也希望知道一点“内幕消息”，他说：
“阿永，谈一个具体机关哪能进行三反运动，我想，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可是我不能说。这是有关国家机密问题。我讲出来，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乖乖龙的冬，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吃不消。我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头。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好，慕韩老兄。”他对马慕韩嗨嗨笑了两声，然后转过脸去朝梅佐贤瞪了一眼，觉得这家伙为啥这样不识相，在众人面前“将”了他一“军”，差一点叫冯永祥下不了台。幸亏冯永祥灵机一动，借口国家机密，挽回了难堪的局面。他怕大家再追问下去，连忙熬了车，把话题引到干部身上，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三反运动就是整干部。
但是，这个话在外边不能随便讲……”
冯永祥最后把声音压得相当低，暗示这几句话也属于机密范围之内的。
徐义德说：
“干部是要整，太官僚主义了。”他立即想起花纱布公司的干部和区里的干部，一个一个熟悉的面影从他眼前闪过。他又愤愤不平地说：
“一提起干部就叫人生气。别的方面我不了解，我也很少和他们打交道；花纱布公司和区税务分局的干部我可是清楚的，他们那个神气十足的官僚架子实在叫人吃不消，谈业务谈税法，老实讲，没有我们清楚；可是啥事体都得照他们的意见办，不然就给颜色看。我们有钱办厂，也不欠他该他的，凭啥要受这份气？诸位说，是不是？”
“是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声音最高的是梅佐贤。
“幸亏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来一个三反运动，整整这些干部，再不整，干部的官僚架子更不得了，恐怕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了。”
“干部么，不可一概而论。”潘信诚伸出手来，指着徐义德，以他丰富的历世经验分析地说，“据我看，干部有三类：上级、中级、下级。一般的是上级好，中级差，下级糟。你刚才说的，是属于下级的干部，自然很糟糕。上级，那是无话可说。他们埋头苦干，艰苦朴素；办事认真，丝毫不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你和他们在一道，感觉不到他是个大首长。我五十多年来，见过不少市面，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大人物，从没有见过像中共这样的首长，他们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
“信老分析的也有道理，但是中、下级干部不能一概而论。”马慕韩想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解放军睡在南京路两旁马路上的情景，叫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根本没有听见过军队的纪律这样严明，入城以后，怕惊动老百姓，连门也不敲一下，就睡在马路上过夜，那些长官和士兵一样的睡在水门汀上。这样的好部队，老百姓哪能不喜爱？他不同意潘信诚对干部那种分类法，提出了异议，“拿解放军来说，进城睡在南京路上，没有惊动一家老百姓，这不能说‘糟’吧？”
“那是部队，那些干部真是好，无话可说。”潘信诚也同意这一点，“我不晓得见过多少部队，北洋军阀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英国美国的也好，可是从来没有像解放车这样好的部队，那么守纪律，讲道理，叫人见了一点儿也不怕，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部队。”
潘信诚并没有正面回答马慕韩的不同意见，马慕韩听出来他的意思：一般干部吗，还是他的意思：中级差，下级糟。马慕韩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在外滩中国银行的楼上。那是上海解放没多久，陈毅市长召集工商界的人士举行座谈会，他心中有一种新鲜的异样的感觉：干部不论大小，一律穿着布衣服，有的穿黄色卡其布的军装，有的穿灰布的人民装。猛一下见到，叫你分不出哪一个是高级干部，哪一个是下级干部。上海解放快三年了，他们还是穿着朴素的布衣，生活也很节省，见了人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最初觉得他们在农村待惯了，进城以后，一定会变，现在快三年了，可是还没有变。原来以为他们是所谓“土包子”，对于军事和农村工作有一套办法，城市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不一定能行，上海许多公共事业和一些大型工厂，军管会接管以后，派去的那些军事代表和厂长这些人，摸索一个时期之后，居然也熟悉了。这样一来，他对干部看法有些改变：他们不单是生活朴素，态度和蔼，平等待人，而且还有本事。国家大事交在这样的人手里，那是大有希望的，会给中国人出一口气。他对潘信诚说：
“我虽然年纪轻，接触到政府的干部也不多，但不论上级也好，中级也好，下级也好，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尤其是生活朴素，不爱钱财，确实叫人佩服。他们那个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真是天下第一！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不大同意慕韩兄的说法。”徐义德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梅佐贤还代他送了两百万块钱给驻厂员方宇，怎么能说是干部不爱钱财呢？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生活朴素是真的，不爱钱财，我看不见得。钱，谁不爱？如果照信老的分类法来说，也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心里爱嘴上也爱；一种是心里爱嘴上不爱；第三种是心里不爱嘴上也不爱。现在的干部多数是第二种，如果你送上钱去，保证不让第二个人晓得，你看他要不要？我徐义德担保：他一定要。”
马慕韩摇摇头：
“德公，你这个说法，要考虑。”
“我有亲身的经验。”徐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看了梅佐贤一眼。
梅佐贤懂得他指的是方宇。梅佐贤说：
“我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
“就是有亲身的经验，也不能以局部代替全部，更不能以个人的经验下结论。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要比较的看问题……”
马慕韩在上海解放后就不断买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看，学了不少新知识。在工商界朋友当中，他是比较有点修养的。他这几个看问题的方法把徐义德说得哑口无言。他心里不服，可是弄不清那些新名词，有理也说不出。他不言语，只是对马慕韩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同意。朱延年从马慕韩的沙发扶手上站了起来，向大家点了一点头，态度很谦虚，语气却坚定，说：
“借这个机会，我想向诸位报告报告福佑药房的具体情况……”
马慕韩一听到朱延年要报告福佑药房的情况，马上就预感到他又要大煞风景，在林宛芝三十大庆的日子来大力募股了。他厌恶地盯了朱延年一眼，想离开他远一点，书房里没有一个空座位，突然离开朱延年也容易引起旁人的诧异。他不动声色，把头转过去，注视挂在墙上的那幅《绔扇仕女图》。
朱延年没有注意马慕韩的表情，他兴致勃勃地说：
“福佑药房复业不久，从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了一位张科长，刚开头，连根香烟也不肯抽我们的，吃饭更不必说了。我们送过去一双黑皮鞋和一套深灰色的哔叽人民装，起先一定不要，劝他先穿了再说，到后来就一直穿到苏北去了。送他礼物不肯要，我们把它放到火车的行李架上，他也带到苏北去了。最初不敢当面送饯，只说是借点钱给他零用，他就放手化用了。第二次，我们又送了一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