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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她的对面，没法躲闪。他说：
“如果一个人受到党和工会的信任，他却犯了错误，余静同志，你看怎么办才好？”
“把错误讲出来，克服它！”
“今后怎么做人呢？”
“有错误，不讲，又怎么做人呢？”
“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韩云程接着又问，“讲出来，党和工会仍然信任这个人吗？”
“不讲的辰光，党和工会都信任他，给他工作，给他荣誉。
讲出来，当然更信任他。这一点不必顾虑。”
韩云程见余静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心里有些胆怯。那眼光好像可以洞察幽微，仿佛啥事体也蒙混不过。她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今天一直看到他内心的秘密。他再也不能隐瞒下去，看上去，今天非讲出来不可了。特别是最后那句话，简直是对他讲的。“这一点不必顾虑，”还有比这再明确的话吗！他的脖子红了，耳朵有点儿发烧，准备干脆和盘托出，但嘴上却说：
“余静同志说的对，我也认为不必顾虑，党和工会总是帮助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主要靠自己。自己有了觉悟，党和工会才好帮助他。
“是呀，靠自己。”
“要是大家都像韩工程师这样认识问题，事体就好办了。”余静昨天晚上见试验室里有很多人，韩云程又不打算谈，没有深问下去。她和杨健商量：准备今天约好韩云程，下班以后谈一谈。不料在车间大门那里碰上，看他行色仓皇，便抓住机会约到俱乐部来谈。果然韩云程提了上面那些问题，恰是火候，不能放过。她说，“你有事找党支部，现在可以谈。”
他没有啧声。他暗中瞟了一下俱乐部办公室的门，屋子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余静一个人，现在是再理想不过的时刻。
她察觉他顾虑的眼光，便说：
“不要紧，有话，你说好了。现在没有人来。”
“哦。”他说不下去，他问自己：余静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呢？他暗自考虑她的话：“现在没有人来”，断定余静知道他的事。工人们说的好：国民党把人拉到泥坑里，越陷越深；共产党把人从泥坑里拉出来，洗洗清爽，重新作人。他低声地说：
“余静同志，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保守秘密？”
“可以。”
“不告诉任何人。”
“行。”
“那你答应我了。”
“你说吧。”她觉得他忽然变成小孩子似的，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说，“我答应你。”
箭在弦上，话在嘴边。他不能不说了，可是这桩事体怎么好开口呢？党和工会待他那么好，他把这事隐瞒了这么久，怎么对得起党和工会？他没有这个脸开口。但现在不说，更不对了。他两眼发酸，泪光模糊，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
“我做了对不起党和工会的事……”
讲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眼泪簌簌落下，一直流到他深蓝色的人民装上。
余静悄悄的注视着他。等他呜呜地哭了一阵，她低声地说：
“不管做了啥错事，只要讲出来，改正错误就好了。”
“我做了这件事，没有脸见人……”说着说着，他又嘤嘤地哭泣了。
余静等他说下去。他情绪很乱，像是一堆紊乱的麻，找不到一个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提到这件事，他忍不住要哭。在重要关头，总是她挽救自己，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余静见他哭哭啼啼，快上班了，就说：
“下班以后再谈也可以。”
他觉得对不起余静，在她面前难于启齿，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可是也只有在她面前，自己才愿意谈这件事。他想了一个办法，说：
“我写给你，好不好？”
“也好。”
当天回到家里，等家里的人都睡了，弄堂里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消逝了，他才提起笔来。单是开头，他就写了七遍，别的更不用说了。改了又涂，涂了又改，比他写大学的毕业论文还要艰难十倍光景。他生平头一遭儿遇到这样难作的文章。好容易写好了，他在灯下仔细地再三斟酌每一个字，然后又用毛笔楷书端端正正抄了一遍。他把报告装进信封，放在口袋里，才安心躺到床上去睡。
第二天下班，在俱乐部的办公室里，他又见到了余静。按照他的要求，屋子里没有别的人。他一进去，就把门关好，生怕有人闯了进来。他坐到余静对面的木板凳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写好的那封信。那上面写着：呈交党支部余静同志亲启；左上角另外有两个字：绝密，旁边画了四个圈。他双手把信封捧到她面前，忸怩地说：
“就是这个，你看吧。”
他的头慢慢低了下去。她接过那封信，仔细看了，字迹端正，一笔不苟，可见得写的十分认真。她抽出里面的报告来看：
余静同志：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我们厂里展开了。听了杨部长和你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每一个有包袱的人都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放下，不然越背越重，最后对自己不利。
现在，我想向你报告我自己的事——我恳求你给我绝对保密，否则，厂里的人知道我的事，我就无脸在厂里工作下去了。这一点，请你务必注意。
我也有一个包袱。过去，我不认识它是一个包袱，以为这是个人的私事。所以反动党团登记时，我没有告诉你。这次运动开始，我想这也许是个包袱，但是一个“滑稽”包袱，已经过去的事，谈它做啥哩！
听了大家诉苦，我日日夜夜想到我自己的事，虽然是一个“滑稽”包袱，也应该向你交代。我不应该失去组织上再一次给我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参加了国民党。你知道，我对政治和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为啥要参加呢？因为那辰光，不是国民党员，我这个工程师的饭碗就保不住。为了生活，我不得已才参加的。起初以为参加，不做事，不卷入政党的纠纷，对我工程技术工作也没有妨碍的。谁知参加以后，每半个月要开一次会，我心里就有点不安。不久，又要我注意厂里和里弄有没有共产党，这使我思想模糊了。我想起了古人说的“君子不党”那句话。我不幸卷入了政党纠纷的漩涡。当时，我真想退出国民党，可是失业的危险又在威胁我。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我希望和谈成功，两党合作，我们学技术的人不再卷入政党的纠纷中，好给国家多做点事。
和谈破裂，内战的炮声响了。我在上海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很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党员，人民受这些灾难，我感到也有一份责任。
上海解放，使我对国民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是误国误民的反动派。而共产党为国为民的高尚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此，我怕人在我面前提到国民党，我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到我和国民党有啥关系。我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厂里没有人知道我的。所以，反动党团登记的辰光，我没有勇气去办登记手续。理由是自己决定不再和国民党有关系就好了。我私下断绝了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背着沉重的臭包袱过日子，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
五反运动中，大家欢迎我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给了我很大荣誉，又吸收我当工会会员，更增加了内疚。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又怕讲出来会断送自己的前途。
通过这次民主改革，听谭招弟和汤阿英她们吐苦水，挖苦根，放下包袱，想到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民所受的灾难，自己也不能幸免，全亏共产党和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上海，不然，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呢，做了他们的帮凶。应该说，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这次，我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但要交代自己问题，放下包袱，控诉反动派，还要批评自己，重新做人。
从此以后，我坚决与反动派一刀两断，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挽救。
最后，再一次请求不要把我的事告诉旁人。
此致
敬礼
韩云程上
“你的报告很好。”余静看完了，说。
他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担心余静看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怎么样。
他不敢往下想。但是把报告交给了余静，心里反而安定了，一切问题交给余静去处理吧。在静悄悄中，忽然听了余静这句赞扬的话，他猛的抬起头来，望着她，许久说不出话来。她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一定给你保密。”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股热泪簌簌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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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张学海谈到汤阿英在朱暮堂家里的生活，一天夜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看巧珠奶奶神情不对，又想起汤阿英对他再三嘱咐，便不敢再往下说了。
巧珠奶奶听得出神，放下手里给巧珠做的棉鞋底，一笃一笃地走过来，等了半晌，还不见儿子说下去，不耐烦地催促道：
“你究竟说不说？”
“不是告诉你了吗？”
“哼，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吗？”她心里已猜到三分，但没有把握，这么大的事体要弄弄清爽，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呀。
“讲完了，我不能瞎编。”他怕汤阿英回来怪他嘴不紧，仍想蒙混过去。
“儿子大了，讨了老婆，养了儿女，把亲生的娘当成外人，有话给老婆讲，也不告诉亲生的娘。再过些日子，恐怕还要嫌我碍手碍脚哩！”
“你说到啥地方去啦？娘。”
“你别叫我。”
张学海让娘几句话说得目瞪口呆，愣在那儿。她不放松，硬要寻根问底，表面上却又不急不忙，怨怨艾艾地说：
“你不讲，其实我也晓得……”
“你晓得啥？”他心头一惊。
“阿英这丫头还会做出啥好事来！”
“你既然晓得了，我也不必瞒你了。”他对阿英结婚以前没告他这件事，心中十分不满，感到上了阿英的当。他激动地一五一十地对奶奶讲了。
巧珠奶奶听完儿子的话，回头一想汤阿英近来的情形，忽然发现她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毛病：原先她不大讲究衣饰的，现在到厂里去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到了厂礼拜更是打扮得漂亮，有时还在头上插一支白玉兰花哩。这成啥个体统！本来她没事总呆在家里，现在像一张喜鹊嘴，到处吱吱喳喳，简直没一个停。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她都和人家谈的来。动不动还要出去开会，一开会就是半天，谁知道她到啥地去开会，是不是真的开会，大可怀疑。反正她的心野了，在家呆不住了，即使人在家里，她那颗心啊，也一定在外边晃晃悠悠。巧珠奶奶把眼睛一愣，她对儿子说：
“哼，我早看出来了。”
“你早晓得了？”
她看儿子有点惊奇，有意点点头：
“这些事体，瞒不过我的眼睛。”
“那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她“哼”了一声，说，“这种事体我说不出口。”
他见娘生气，不好说下去，也没有办法把话收回来。他从陶阿毛嘴里听到这些事，陶阿毛挑拨说：“诉苦会真好，把见不得人的丑事都说出来，要是我，可没有脸去说这些肮脏话，让别人晓得了，成了话柄，怎么有脸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