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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最勇敢的人，也难免有胆怯或者惊惶失措的时候。谁不这样想，谁就不懂得战争。当时，在整个西线战场上，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难道谁也没有罪过吗？难道大家都没有一丝一是罪过吗？如果当时你自己在那里，在莫吉廖夫附近，守不住了，撤退了，丢失了阵地，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回忆起四一年的时候，竟然说：萨姆索诺夫将军一九一四年在东普鲁士遭到惨败，他自己担当了这个罪责，开枪自杀了！而我们很多人的罪责要比他大得多，可连开枪自杀的勇气还没有呢！
事后议论是容易的！如果手不软，打发自己到阴间去也并不难。但是，难道当时的问题就在于此吗？问题在于如何挡住德国人！要你在人间，而不是在阴间挡住他们。
塔雷津活着的时候，谢尔皮林没有想到要问他：他在四一年所碰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他有没有罪过？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现在，他死了之后，谢尔皮林倒很想问问他。
然而，他对此会回答些什么，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米罗诺夫将军不在军的指挥所里。他同集团军军事委员一起到一个师里去了，马上就要回来的。
“既然马上就要回来，我们就等一会儿吧，”谢尔皮林说。
作战处处长报告了情况。米罗诺夫军的先头部队也已经冲到第聂伯河河边了，现在他的主力部队正在往那里挺进。
“你们准备在这里待到明天吗？”谢尔皮林打量了一下路边的一间作为军指挥所的狭长的板棚，问道。这里过去是泥炭采掘场，这个板棚原先大概是宿舍。
作战处处长回答说，新的指挥所已经准备好了，在离这里七公里远的地方，在烈斯塔河对岸，现在就等军长回来，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再往那里搬。
“如果这样，那就算啦，”谢尔皮林说。“否则，你们找了这么个破板棚来作指挥所，还象话吗？冬天还行，而现在是夏天，好一点的地方你们找不到了吗？你们和集团军的通信联络怎么样？”
“一切正常。十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向鲍依科将军报告过情况。”
“好吧，趁米罗诺夫还没有回来，我先和鲍依科通个电话。”谢尔皮林跟在作战处处长后面，往板棚走去。
板棚里面看起来要比外面好些。但是，谢尔皮林坐到长凳上，疲乏地往中间填泥的墙上一靠，就听见墙中间的泥土刷刷地往下掉。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谢尔皮林在电话接通之后说，“基尔皮奇尼科夫和米罗诺夫那里的情况我已经清楚了。你报告一下沃罗宁那里的情况吧。”
鲍依科报告左翼的情况，谢尔皮林依然靠着墙坐在长凳上，感到锁骨在痛，心里想：“真弄不懂，好久不痛了，今天突然又痛起来了。恐怕是车子乘得太久的缘故吧？”
谢尔皮林听完了报告，问清了炮兵向前调动的情况，然后说：“问题没有了。现在听我说……”
但是，鲍依科打断了他的话：“请允许我先报告：十五点十分，方面军司令从我们的左邻又打来了一个电话。命令俄找到您之后，马上让他同您通话。”
“我等在这里，”谢尔皮林说。“现在听我说。你已经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吗了”
“知道了，”鲍依科说。“委任捷姆斯科夫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下达了，很好，”谢尔皮林说，“现在应该赶紧另外拟定一项命令—一‘有关追击敌人时的保卫措施’的命令，要大家严加注意；在不降低前进速度的同时，一切有关侦察和保卫的要求仍然有效。希望没有人再象塔雷津那样冒冒失失地前进。天黑之前分发命令，暂时先用我的名义，口头进行传达！”
“塔雷津自己不好，”鲍依科说。“提醒过他多少次啦！”
从鲍依科的话里听得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当时，在斯柳迪扬卡一仗之后，他曾经建议撤掉塔雷津师长的职务。
谢尔皮林皱了皱眉头。
“就算是他自己不好吧，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但是，我们总不能把他从阴间揪回来啊。结论总归是结论，这些结论将来得写在通报里，而给他写鉴定的时候，按例还得写他是英勇牺牲的。我已经命令把他的残骸运送到后勤部去了。你找个时间，打个电话给后勤部主任。”
“我马上就打，”鲍依科回答，突然，他又兴高采烈地说：“基尔皮奇尼科夫刚才报告说：架桥营已经到达第聂伯河岸边，开始着手架设第一座浮桥了。”
“好极了，”谢尔皮林说，接着又担心地补充道：“你打个电话给空军，对他们说，掩护好这个渡口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把高射炮部队也调过去！现在这对我们来说是当务之急！这个渡口我们还要给其它几个军使用。”
“明白了，”鲍依科表示同意。“如果您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我就给您跟方面军司令挂电话。”
“电话一接通，你直接向他报告浮桥的情况，免得他再问我这个问题！”谢尔皮林搁下听筒，想起自己还没有吃午饭，但是现在已经不想吃了。
板棚里走进来两个浑身溅满泥浆的人，一个是军长米罗诺夫，一个是扎哈罗夫。
“你们怎么会搞成这副样子？难道你们自己在推汽车吗？”
扎哈罗夫哈哈大笑：“我们刚才到他一个师的观察所去。这个地方是块泥炭地，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德国人却在那里埋了个地雷。我们一走进沼泽地，就是轰隆一声！弹片倒没打着我们，可从头到脚溅了一身泥！”
“‘轰隆一声’，”谢尔皮林气呼呼地重复了一遍。“一个半小时之前，在韦迭涅耶夫卡附近的公路上，就是这么轰隆一声，塔雷津正巧就给人家打中了。他的残骸只能用两用油布包起来。‘轰隆一声’……”谢尔皮林越想越气，摹仿着扎哈罗夫的腔调说，接着转过身来，对米罗诺夫重复了一遍刚才对鲍依科讲过的那道命令，要他在追击德国人时必须遵守保卫制度。
然后，谢尔皮林问扎哈罗夫：“师里的情况怎么样？”
“在先头部队和主力部队之间，还有几股德军在第聂伯河的这边流窜，他们有坦克和装甲运输车。但是，我们从观察所里已经亲眼看见了第聂伯河，离那里只有四公里了。”
“如果您允许的话，司令同志，”米罗诺夫说，“我趁您在这儿的时候，立即打电话给其他几个师的师长，听取他们的报告……您是不是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报告？”
“我为什么要越祖代庖呢？……没有这个必要。我现在和军事委员一起出去透透空气，否则，一直待在这么个掩蔽所里，真叫人受不了！”
他们走到室外，扎哈罗夫问起了塔雷津牺牲的详细情况。
“我当时不在场，只看见了结局。”谢尔皮林直视着扎哈罗夫说：“你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打死了就是打死了嘛！”接着他拉了拉扎哈罗夫军便服的袖子说：“去刷刷干净！”
“刚才在等它干呢。我马上去刷。”
扎哈罗夫朝自己的吉普车走去。谢尔皮林目送着他，又想到泥炭沼泽地里的那颗地雷，心里感到很不安。“轰隆一声……”他不满地缩了缩鼻子，自言自语地说：“鬼知道，米罗诺夫为什么把自己的指挥所选在沼泽地里！一样是夏天，可是在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松树的香味扑鼻，而这里呢，只闻到一股腐烂的气味。”
他朝四面环视了一下，看见辛佐夫象往常一样，站在离他不近不远，约有十步路光景的地方，正在听候他的吩咐，他就用手势招呼辛佐夫过来。
“听候吩咐，司令同志。”
“我想，我们的暖水瓶里还剩一些茶吧？我不想吃东西，只要喝点水。你把它拿来吧。”
辛佐夫从吉普车里拿来了暖水瓶。他用戴着手套的左手把暖水瓶按在身上，拧开盖子，拔出塞子，然后用右手接过暖水瓶，很灵活地用左手把盖子按在身上，往盖子里倒满了茶，把它递给谢尔皮林。这些动作他做得非常利索，尽管如此，谢尔皮林却已经不止一次感到尴尬，既想帮他一下，又想自己来干！
他一连几口喝光了温茶，把空盖子交给辛佐夫。在辛佐夫往吉普车走去的时候，谢尔皮林考虑起辛佐夫的事来：“副官总是副官。虽然当时要他当副官的时候，曾经答应过，不把他当勤务兵使唤。但实际上，总免不了要说‘给我拿来，给我端来’之类的话。是啊，任用他的时候，对他残废这一点是考虑不够的。尽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有这种尴尬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
扎哈罗夫回来时，身上已经刷得干干净净，连皮靴也擦得闪闪发亮。
“现在完全换了一副样子了，”谢尔皮林笑了笑说。“象个新兵了！你还打算到哪里去？”
“回去。我想把后勤部的人叫来，检查一下弹药供应的情况。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检查过。你呢？”
“我在这里1耳待一会儿。巴久克命令我等他的电话。从这里回司令部的路上，再到机动部队去弯一弯，它集合在树林里，在扎莫什耶东边，”谢尔皮林看了看表，“机动部队已经集合在那里了。”他搀起扎哈罗夫的手，把扎哈罗夫拉到一边，问道：“康斯坦丁·普罗科菲耶维奇，你现在对米罗诺夫这个人怎么看法？第一天，你就在他这里，今天又在这里。他一开头就屡次遭到挫折，我们并没有因此撤他的职，我们做得对吗？”
“我想是对的，”扎哈罗夫说。“第一天他的看法有点儿过于乐观：他认为，既然一切都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儿打多少炮，那儿又打多少炮——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了。所以，一陷入河滩地之后，他就惊慌失措了。现在他对事情的看法已经现实多了：要相信计划，可是自己也要抓紧！”
“同下级的关系怎么样？”谢尔皮林问。“要求很严格吗？”
“要求倒是严格的，可讲起话来还是教授的腔调。”
“腔调还在其次，”谢尔皮林说。“而象你说的，第一天他的‘看法过于乐观’，他认为一切都会象上课那样按时进行，这一点倒使我担心……”
“你自己也是教授，你看得更清楚，”扎哈罗夫笑了笑说。
“这还是什么年代的事了！”谢尔皮林说。“我为他担心的是：他过去一直待在军事学院里，到战争的第三年才获准上前线……”
军长走出板棚，朝他们走来。
“司令同志，请允许我报告最新的情况……”
米罗诺夫两颊深陷，在两片薄薄的、不带笑意的嘴唇上，留着硬得象刷子一样的口髭。他的脸本来就很瘦，现在，他的脖子从将军制服的领子里露出了一大截，仿佛这件制服是向人家借来的。
“是啊，这些天来教授真够受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