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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他早就忘却的人的脸，心里顿时感到，明天的一切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祝您健康，司令同志，”谢尔皮林的这个老部下，趁尼基津闪在一旁的时候，走上一步说。他长着一头卷发，脸上稚气未脱。他那紧贴着身子的左手上拿着船形帽，他脱下帽子，大概是为了使谢尔皮林能够根据他的一头卷发，马上就把他认出来。“塞金大尉听候您的吩咐，”
“你好，塞金。看见你我很高兴。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一步走到塞金跟前，和他拥抱，放开之后，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好象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三年来他经历过的一切。
可是，从塞金的脸上恰恰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脸上总是能够看到他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的脸，不过随着岁月的消逝，逐渐变得苍老而已。而眼前这个人却并不见老，他还保持着三年前谢尔皮林看到他的那副模样：那天早晨，谢尔皮林一行人渡过第聂伯河，进入一片树林，碰到了五二七团特工处特派员塞金大尉和克瓦尔楚柯准尉，他们两人率领一队战士，带着师的旗帜。
在以后的突围过程中，克瓦尔楚柯准尉一直把这面旗帜带在身边，藏在军便眼里面。塞金在突围出来前的一个星期，被一颗迫击炮弹打伤了大腿和脚，伤势很重。大家背着他走了一天，夜里，他失去了知觉，就把他留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荒凉的村子里。“他的情况很不好，”克瓦尔楚柯准尉亲自把他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后，回来向谢尔皮林报告说。“可是，旅长同志，那两个妇女非常怜惜他，她们说，年纪这么轻，还是个卷发的小伙子！说不定，在她们的照料，他还能活？”
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他毕竟活下来了。经历了三年战争，塞金竟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卷发的小伙子又站在谢尔皮林面前了。
“那么，您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司令同志？”塞金高兴地说。
“怎么会认不出你呢？尤其是你还留着那绺额发。”
“我要是把额发剃了，司令同志，再蓄起胡子，那恐怕连亲娘也认不得我了！”
“他的第一次报告，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谢尔皮林转过睑对尼基津说。“‘突围出来十九个人，师的旗帜也带出来了’。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报告，是永世也忘不了的。哪怕你的头发全脱了，光秃秃的象膝盖一样，由于你作了这样的报告，我还是能把你认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那里表现怎么样，在我手下时，他是好样的。”
“在我们那里也不错，”尼基津说。谢尔皮林从他说话的语调中感到，他听到谢尔皮林夸奖他部门里的人，心里很高兴。
“你把他带来了，这很好，”谢尔皮林说。
“我可以走了吗？”尼基津说。他精明老练，一下子就明白了谢尔皮林的言外之意：谢谢你，但现在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谈吧！
尼基津出去之后，谢尔皮林指了指放在桌子那一边的一张凳子，然后把两肘支在桌上，默不作声地望着塞金。
“你说，塞金，那里的人现在怎么样？”
“就在那里活下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路呢？”塞金回答。
他说这两句话，就好象把一块石头猛然投入深井似的，震动了人们的心灵，触痛了他们心底的创伤。那里的人们现在怎么样？自从我们的部队撤走之后，那里的人们只有一条路——他们留在哪里，就只好在哪里活下去……
“你受伤以后，我们把你留在那里，当时你不怨我们吗？”
“不怨。只是清醒过来之后，我感到很害怕。后来，躺了两个月，就明白了：我还能活下去。既然还能活下去，那就得找个事情f干。我把证件都挖了出来，重新开始工作。起先担任游击旅的侦察科科长。后来。我负了伤，就把我送回大后方，又从那里作为侦察机关的人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先是在奥尔沙，后来到莫吉廖夫。”
“是你自己要求上级把你重新派到那里去的吧？”
“基本上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一方面，不想去，另一方面，既然那里留着我们的人，那怎么能不回去呢？等你们解放莫吉廖夫地区的时候，甚至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中也能看到，这些年来，那里的人尽心竭力，做了多少工作啊！就拿德国人的通信联络来说吧，有多少根电线杆给那里的人们锯断了！我们锯断一根电线杆，德国人就从邻近的树林里拖来一棵树，只是把小树枝砍掉一些。连树皮也不削掉，就把它竖在旁边作电线杆用。不消一个星期，又给锯断了下他们又竖起来……你们到了那里，就可以亲眼看到，每根电线杆周围有六七个树墩，好象蘑菇杆一样。这种情况到处都看得到。再说，德国人后方的铁路线又怎么样呢？这里刚修好，那里给破坏了，那里刚修好，这里又给破坏了，真使他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德国人当然是非常残暴的罗。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中间这样讲：我们完成了一次没有遭受损失的行动！这看来好象是事实，然而，每进行一次行动，我们都要牺牲好几个人作为代价。德国人即使抓不到干这些事情的人，反正也要随手杀几个人。”
“这是可想而知的，”谢尔皮林沉痛地说。他沉默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碰到过我们一七六师的人吗？”
“一个也没碰到过，”塞金说。“他们的墓地我们倒可能查清楚。莫吉廖夫的居民转告我们。砖厂旁边，在您的团当时担任防御的那些壕沟里，有个合葬墓。德国人曾在那里强迫俘虏掩埋尸体；大概都是您团里牺牲的人。在市立医院旁边，那时也掘了好些坑：那里埋的是我们师里各团牺牲的人，也有伤重身亡的，也有后来给德国人枪杀的几个医务人员，因为他们把俘虏藏在医院里。靠近铁路的水塔旁边，还有一个墓，这是铁路职工告诉我们的。埋在这三个地方的想必都是我们师里的人。活着的人，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过。关于您还活着的消息，过去我也不知道。直到去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之后，我才在通报里看到您的姓名。看到您的姓名，我就想：这是不是您？后来，在这里，在游击队总部，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您。我这才拿定主意来打扰您……”
“这还要拿什么主意，”谢尔皮林说。“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
看到塞金脸上的表情，谢尔皮林明白，塞全感到很不好意思打扰他，可他自己却还不打算就让塞金走。他很想问问莫吉廖夫的情况，也确实应该问问。
有几个游击大队的根据地就在谢尔皮林集团军即将发动进攻的地段内。这些游击大队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情报，事先早已转送到大后方，谢尔皮林对这些情报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些情报恰恰是有关德军后方防卫区的情况的，其中也包括莫吉廖夫防卫区的情况。游击队员潜入敌后比潜入德军的前沿容易一些。那些被德国人强迫拉去构筑后方工事的居民也是情报的来源之一。
各种情报源源而来，有的关于德军部队的人数，有的关于货物的运输量，有的关于道路和桥梁的状况，有的关于市内建筑物的状况；哪些还是完好的，哪些已经毁坏了，哪些还能利用，哪些不能利用。
但是，除了这些情报之外，谢尔皮林还想从塞金那里了解莫吉廖夫北边，他们将要强渡的那段第聂伯河沿岸德军阵地的一些洋细情况。
然而，赛金的回答却没有超出谢尔皮林已经知道的范围，塞金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他负疚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大家一起收集到的情报，都汇总起来送交中央了。我本人这几个月来一直待在地窖里，很少见到天日，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了。”
“那两个妇女，就是我们把你留在她们那里的那两个妇女，她们现在怎么样？你知道她们的情况吗？”
“去年，她们还活着，”塞金说。“去年秋天解放斯摩棱斯克的时候，我看到过她们。那次，我伤愈出院，开车到游击队总部去，路上正巧经过她们村子附近！我就开着吨半卡车到她们那用去了一趟。整个村子只剩下一所房子了。人都住在地窖里。老太太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她的女儿在照料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好端端的中年妇女，不到四十岁。而现在，因为没有吃的，地窖里又潮湿，她的手和腿都肿得这样了……”塞金用双手比划着那个妇女的手和腿肿成什么样子。“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没有。国家给了一点补助，开始的时候，军队也从后勤部调来了一些东西分给他们。但是，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她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要吃自己种的粮食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呢，说不定要等到来年？那里的人一心只等待解放，什么艰难困苦都忍受下来了，……一根火柴要劈成四根用，有时，简直忘了火柴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东西都掺在粮食里充饥！茶叶根本就见不到，只好找些野果子煮水喝。针是自己做的，要缝个扣子，线还得从旧的粗麻布里抽出来……我躺在她们家里养伤的时候，一直在想，应该如何来报答她们：我要是能活下来的话，上帝保佑我们把这些德国鬼子斩尽杀绝，那时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她们效劳！可是在斯摩棱斯克解放以后，我看到了她们，我又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呢？我刚出院，身边也没有多带什么东西。我就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给了她们。此外，我一无所有了。那里的人生活很艰苦啊，应该尽快结束战争……”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谢尔皮林说。“看着你，我就想：你的心倒是很好的。塞金。”
“尽管我是在肃反部门工作的，”塞金带着又象挑衅又象嘲笑的口气说。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替我说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呢？”
“我不过有这种感觉罢了。”
“你真多心哪！我对你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三年里，战争不断地打击着人们的心灵，如今大家对这种打击已经习以为常了，有的人不管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痛苦都已经麻木不仁了。可你仍然关心着人家的疾苦，就是说，你是个好人，你的心很好。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肃反人员？可能，你甚至是个完全不称职的肃反人员。譬如说，我的心思你还猜不透。”
谢尔皮林看了塞金一眼，想起了一开始就想对他讲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扯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一直没有讲。
“我必须向你报告一件事。”
塞金吃惊地望着谢尔皮林。这话出于集团军司令之口，可真有点儿古怪。
“你们那时带出来的那面旗帜，”谢尔皮林说，“我们一直保存着，后来把它交给西线司令部了。我出院之后，曾经提出过：既然我们带着旗帜突围出来，那么是不是还用原来的番号，重新恢复我们的师。那时，他们没有听取这个意见，因为德国人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不久前，我在一个文件里看到，现在又有一个一七六步兵师了。既然用原来那个番号又编了一个师，我想，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帜授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