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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机枪从两侧开火。德国人绕过弹坑和被打死的人继续向前冲。后来一门“斐迪南”强击炮燃烧起来，一辆“虎”式坦克的履带也炸断了，坦克兵从里面跳了出来。
德国步兵还在向前推进。一部分人在炮火下躺倒了，但另一部分人还在向前冲。老式的“T－3”型坦克赶过了前面一道德国散兵线，已经迫近了。德国人左翼的两门“斐迪南”强击炮向后退到了林边，就在那里开火。我们一时还不能打中它们。
德国人的散兵线已经不成其为散兵线了，只是一堆堆仍在向前移动的人群以及一个个倒在地上的黑点—一不是被打死就是倒下来的人。成堆的人群越来越少，地上的黑点不断增多，但那辆德国坦克还在向前冲。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伊林几乎向炮兵叫喊起来。直到坦克开到距离只有一百米的地方，我们的炮弹才迎头击中了它，打在炮塔下部，于是它就在伊林面前烧了起来，挡住了他对战场的观察。
但左右两边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德国人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往回奔跑，向树林那边逃窜。我们的炮火越打越密了；德国人逃跑着，跌倒了，爬起来再逃，他们已经没有人射击了。只有他们的两门“斐迪南”强击炮还在射击。这两门没有受损或受损不大的强击炮在林边又打了几发炮弹，就逃进树林里去了。
战场上硝烟弥漫。田里的黑麦被炮弹打中后在燃烧，整个田野象缀满斑点似的躺着一具具尸体。
伊林爬出堑场，又象战斗开始前那样把两条腿伸在堑壕里坐着。他用手帕擦了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还用手摸了摸背脊，感到背上也被汗水沾湿了。“这辆坦克冲过来时到底还是怕的，”伊林心里在嘲笑自己。他站起身来，把营长叫来，命令派人去追踪德国人；但不要从这片空地上走过去，以防他们从树林里射击，要从空地的左右两侧向树林里摸过去，同时准备好大炮瞄准他们。布置完毕以后，他整了整军便服，束紧皮带，把扣子扣在前面一个孔洞里，才给师部打电话。
屠玛年听了报告。对伊林的行动称赞了几句，就马上搁下听筒，因为他自己也急于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伊林打完电话，突然看见了“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那个德国人，原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躺在离他二十步左右的地方，和七处的一个中尉在一起。
“中尉，过来！”
德国人和中尉一起走了过来。中尉敬了个礼，德国人没有敬礼。他没有戴军帽，头部用绷带裹着。他走近后，按照德国人的规矩，嚓的一声把皮靴后跟靠拢，两手紧贴裤缝。
他穿着我们的皮靴和制服，只是没有武器和肩章。在前线如果不穿我们的制服，那怎么行呢？
这个德国人的脸色象纸一样白，可能是由于他受了伤，也可能是由于看到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景象。
“根据这一批人的行动来看，我认为是他们高级指挥部里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伊林说，他没有考虑措词；因为他知道这个德国人被俘后在弗拉基米尔的反法西斯学校里俄语学得不错。
“都是些白痴！”德国人怒不可遏地说。他苍白的脸上的苍白的嘴唇颤动着，伊林觉得他马上要哭了！
“要叫他们投降，不要重蹈覆辙。”伊林把头转向躺满尸体的田野。
德国人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愿意尽力，又重新立正。
“请您到树林里去，想法用话筒把他们的指挥官叫出来，进行说服……如果您愿意这样做，我派人很好掩护您。”
德国人移动了一下靴后跟，又点了下头，然后立正。他默默地表示同意：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正是为了这一点，他尽管受了伤，也不去卫生营。不过同时他感觉到，现在在这里战场上，他不能和伊林谈话，或者不想和伊林谈话，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派六个自动枪手和一个轻机枪班掩护他们，”伊林指着德国人和中尉，对向他走来的营长命令说。
营长想要提出不同意见，因为他的人很少，但看了看伊林的脸，就没有提出来。
这个营从空地的两边包抄过去，慢慢地进入森林。几分钟后，这个德国人和中尉带着自动枪手沿着林边也过去了。
“希望不要被打死。”伊林在后面看着他们，为这个德国人担心。
第二十八章
辛佐夫是搭顺路的便车去伊林团赴任的。起初他搭作战处一位同志的汽车到了军部，然后又坐上路过的车子到达师部。
屠玛年到团里去了，新任师参谋长纳索诺夫命令辛佐夫在师部等他。辛佐夫等了他很久，但谈话却很简短。
“您现在担任了团参谋长，同伊林中校一起工作，我希望您不仅要记住自己的义务，而且要记住自己的职权。”
“我对伊林很了解，”辛佐夫说。
“您了解他，但过去他是您的部下，而现在您却要归他领导！”
纳索诺夫的话仅止于此，他忍住了，没把对伊林的看法说出来。
“汇报每晚十八点交。当然你是知道的，这是统一的规定。”
纳索诺夫也许认为，辛佐夫到团里来当参谋长是出于阿尔杰米耶夫的安排。实际上这件事阿尔杰米耶夫根本没有插手。事情很凑巧：鲍依科下过命令，哪个团有空缺就任命辛佐夫到哪个团去当参谋长，伊林团刚巧第一个出现空缺，鲍依科将军的命令就立即执行了。
辛佐夫同阿尔杰米耶夫谈的却完全是另一件事。
昨天，当阿尔杰米耶夫来作战处同他的新部下见面时，辛佐夫按军礼报告说：“将军同志，我有一件私事要找您谈。”
阿尔杰米耶夫用责备的目光朝他看了看，然后说：“等我有空就叫你。”
当天夜里阿尔杰米耶夫就把辛佐夫叫来．劈头第一句话就责怪他说。
“你自己怎么不想一想！在我还没跟大家见面以前，我怎么能把你派到团里去！你干吗当着大家的面，这么急不可待地要跟我谈？弄得我和你自己都很尴尬。”
辛佐夫向阿尔杰米耶夫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性急，就把玛莎的事告诉了他。
阿尔杰米耶夫起先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认为早已死去的妹妹竟然还可能活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开始问辛佐夫，塔尼雅的情况怎么样，伤势重不重，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塔尼雅负伤的讯息。当他听到塔尼雅的伤势确实不重后，他突然想起他刚接到的一份战报。这份战报里说，他们的友邻部队已经逼近格罗德诺，一九四一年他的母亲同玛莎和辛佐夫的女儿就留在这座城市里。
“假如她们都还活着，我们就可以重新团聚了！”
他刚一说出口，就看到辛佐夫神思恍惚，正想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团聚”的。他看出了这一点，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明白，这种事情应该让当事人自己去斟酌。
他做得对，辛佐夫很感激他，因为他不再讲塔尼雅的事了。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那时表面上的漠不关心恰恰是最大的关怀。
人们通常认为最糟的事莫过于死，然而死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死倒是件好事！辛佐夫的前妻也许还活着，而塔尼雅本来可能被打死，但毕竟还只是受了点伤。他自己打了三年多仗，负过六次伤，也活了下来，而且医生们还认为，他的身体确实非常健康。可是，他头脑中却经常产生一种荒唐的想法：死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在来前沿的路上，当他经过谢尔皮林中弹身亡的地方，这种想法又出现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师部去总得穿过这片树林。
关于谢尔皮林的葬礼情况，辛佐夫是从库兹米奇将军那儿听到的。库兹米奇从莫斯科飞回前线后，第二天早晨就到作战处了解战况，看到了辛佐夫，便对他说：“你办完事到我屋里去一趟。”
辛佐夫在午夜十二点之后来到库兹米奇的屋子里。库兹米奇和他的副官，手风琴手维克多一起坐着。
“我们刚从部队回来……正好在喝茶。来，跟我们一块儿坐坐。”
在他们喝茶的时候，库兹米奇谈着他视察部队的情况。
“短兵相接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稍微离远一点看，你就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把德国人揍得多狠啊！”
等到喝完了茶，并打发副官去睡觉以后，库兹米奇才开始谈谢尔皮林安葬的情况。
他把留在长凳上的手风琴挪到自己身边，拉开来，又合拢，碰上了锁，然后又把手风琴从身边推开。手风琴发出一声悲切的长鸣，就没有声音了。
“我们也是这样，”库兹米奇感叹起来，似乎他推开的不是一架手风琴，而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人。接着他谈了在莫斯科安葬谢尔皮林的情况。葬礼很隆重：“灵枢用炮车送到墓地，致了悼词，献了花圈，还放了礼炮。不过送葬的人不多。前线的战友没空去，亲属呢——有的早已去见上帝了，有的已经战死沙场……”
“她的儿媳妇参加了葬礼，就是已经嫁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那一位。为了让她参加葬礼，单位里准了她假。他父亲也被接来了。老头子同他老伴一起从梁赞到了莫斯科。起初我心里感到纳闷，难道她是谢尔皮林的母亲吗？后来，她放声哭喊起来，哭声响彻整个公墓，于是我才明白：原来是他的后母！亲生母亲是不会这样哭喊的。老头子扯了扯她的手臂，她马上就收住了哭声，站了起来。我没想到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的父亲还健在，我从来没听到他谈起过。我们离开公墓向汽车停靠的地方走去时，我扶着他父亲，可是老人不让我扶，他说：‘没关系，我已经给三个女婿和一个儿子送了葬，我该往哪儿去，我自己会去！’”
说到这里，库兹米奇没有再说下去。大概他想到了自己。
从这次深夜的谈话之后，辛佐夫没有再看到过库兹米奇。不过后来他听到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库兹米奇仍留在集团军，当鲍依科的副手。
连日来，我们一直在清理进攻路线上的战利品，坏的军车被拖走了，好的军车也开走了，然而一路上仍旧可以看到德军惨败的痕迹。过路的人不由得不想到德军的这次惨败。辛佐夫也是如此。
在战争中，正常的感觉变得迟钝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变得迟钝；如果人们的感觉仍旧和平时一样，那倒反而不正常了。一个躺在路边、穿着异族军装的死人，已经不能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死人。按人之常情，一个人的暴卒是一种不幸。但是在战争中，一个穿着异族军装的人的死，却不能认为是一种不幸。那些涂着敌国标志、被炮火炸得歪歪扭扭或者被烈火烧得凹凸不平、挤成一堆的军车，也不会象平时一样，被看作可怕的惨剧。在战争中，这些被摧毁的敌军武器以及敌人的尸体之所以不能看作是一种不幸，其原因就在于它间接或直接地都是你本人努力的结果，而你在作这种努力的时候，自己也可能死去。
然而，你尽管是胜利者，可是沿途从树林里穿着异族军装的无数尸体上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恶臭，仍然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