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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林正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听见团副参谋长杜德金拿起电话听筒回答人家说，团长在睡觉。
大概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有人说不必叫醒，因为杜德金回答说：“不要叫醒！明白了，不要叫醒。”他象啄木鸟似的又重复了一遍：“好，不要叫醒！”他喜欢把同一句话重复三遍。他有这个浪费时间的坏习惯。
“那我就躺到七点钟，”伊林心里想。“既然上面说不要叫醒，那就是说没有急事。而如果下面有急事的话，早就叫他起来了。”
伊林翻了个身，朝天躺着，懊恼地回想起来；有一个德国步兵将军——如果按我们的军衔，应该是个上将，是德国步兵军军长，结果没有被他俘获。起先，这个德国将军一直向伊林团冲过来，但无法突围，于是他便穿过树林，进人另一个师的防地，一到那边，这个寄生虫就举起了白旗！
为什么这个将军不愿向伊林投降，而向另一个人投降呢？当然，现在即使去问他，他也答不上来。但伊林总是感到，这对他本人、对他的团、对在战斗中牺牲的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丘贡诺夫来说，都是不公平的。伊林很敬重丘贡诺夫，因此对他的牺牲感到非常难受。
那个曾企图在这里突围的将军是谁呢，后来弄清楚了。在战场上俘虏了一个两腿受伤的副官。他供出了这个将军的情况，讲了此人在最近代理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伊林回忆着人们把丘贡诺夫残缺不全的尸体放在两用油布上、从他身旁抬过的情景，那时他甚至不能跟在死者后面走五步
路，向遗体告别，因为战斗正在进行！但他至今还很难想象丘贡诺夫已经不在人世。他在当营长的时候，丘贡诺夫是第三连连长。他调任副团长时，丘贡诺夫当了营长。他当团长时，丘贡诺夫当副团长。他们已经相处惯了。今后没有丘贡诺夫可怎么办呢？
据说，进行局部麻醉后割开伤口，受伤的人不感到痛，只听见皮肉在手术刀下割开的声响。而当麻药的药性过去以后，伤口才开始感到抽痛。伊林自己一次也没有受过伤，但听人家说过，在战斗紧张的时刻，大家都象进行过这种麻醉一样：眼看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牺牲了，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事情过去了，回想起来却令人感到心痛。
对伊林来说，就在他近旁发生的丘贡诺夫的死比从职务上讲要疏远得多的谢尔皮林的死影响更大。一个人总是会对切身的损失感到更大的悲痛。
关于司令牺牲的消息不会马上就传达下来，在战斗紧张的时刻尤其如此。直到第二天，伊林才知道这件事，那时师和团还在继续执行谢尔皮林布置的任务，不过命令已由新司令鲍依科中将签发了。
集团军司令不久前牺牲的事不能说已经被人遗忘了，而是好象他已经调职了，一个人离任了，调来了另一个人，继续做离任的那个人以前所做的工作。谢尔皮林生前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不能用人们常常怀念他这一点来衡量，而要用他给集团军留下的一套制度来衡量。在这个集团军的各个岗位上，人们继续在按这套制度工作，他们和他一起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他的军事教育，不管象鲍依科那样在他死后还常常怀念他的人也好，或者象伊林那样很少怀念他的人也好。
伊林朝天躺着，感到金黄色的阳光透过帆布帐篷送来了一股热气。他突然想起，在丘贡诺夫牺牲前夕，他和丘贡诺夫两人匆匆忙忙地在营里准备吃晚饭，丘贡诺夫突然向营长要伏特加，他说：“稍微喝一点，用伏特加润一润喉咙，吃的东西就容易下去了，否则由于疲劳，胃口全倒了。”
他最后一次谈的是关于伏特加和胃口！而早晨他却英勇地牺牲了，师部在他死后呈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当时师长还是阿尔杰米耶夫。而现在屠玛年当师长已经第三天了。
在收复莫吉廖夫以后，阿尔杰米耶夫被提升为少将。鲍依科顺路到师里来向他祝贺，和他单独谈了很久。在这以后，就有风声传到团里说：师长要调去当集团军参谋长了。
两年多来军衔一直是中校的团参谋长纳索诺夫说，阿尔杰米耶夫担任这个职务还太年轻。而伊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年轻根本就没关系。如果应该提升的话，干吗要等呢？难道要等到老得不中用了再提吗？
这是伊林的看法，他感到高兴的是：年轻从没有影响他的提升。
传说得到了证实，阿尔杰米耶夫调走了。他在离任以前和两个团告了别，而伊林这儿却没有能来。那天早晨，只能用无线电联系，情况很复杂；但伊林心里想，如果自己处在阿尔杰米耶夫的地位，他是会设法到这儿来告别的。
屠玛年刚当上师长，就到团里来说，要把纳索诺夫调到自己那儿去当参谋长。他来征求团长的意见。
伊林同意了，但并不是由于他想和纳索诺夫早点分手；恰恰相反，正是在战斗过程中，由于大家风雨同舟，因此彼此相处得比平时好，把个人的恩怨都丢在一边了。他同意的原因在于他相信自己，把两三天没有参谋长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他相信自己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他要以此再次向别人和自己证明，他有多大的才于。不过，他当然没有忘记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尽快派一位比较强的参谋长来。
这时，他想到了辛佐夫，但没有提名。他对辛佐夫突然当谢尔皮林的副官这件事感到不快。他们愿意派谁就派谁来吧。只要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不是胆小鬼，总会相互了解的。反正不经过战斗的考察，不可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面的姑娘不好替她作媒，总是要自己亲眼看过才行。
伊林想到了女人。在两星期的战斗中，他一次也没有想过，而现在却想到了。他在草褥子上伸了个懒腰，就跳了起来。
隔壁的帐篷里又有人在打电话。“通信联系情况良好，大家都感到高兴，”伊林心里想着，不由得笑了一笑。
杜德金又回答说：“在睡觉。”接着他又把这样的话重复了三遍：“是，都明白了！”然后放下听筒。
伊林不满意地看了看穿着睡觉的那件浸透汗水的脏衬衣。他把衬衣脱了下来，只穿一条短裤，把两臂甩动了几下，弄得肩膀的关节格格作响。
又听到了杜德金的声音。这一次是第三营营长打来的电话。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没发生什么事，他是不会打电话来的！
“我就来，”伊林喊了一声。他想就穿着短裤跑出帐篷去，但停住了，坐在草褥子上扎起包脚布来；在草褥子旁边的两用油布上放着干净的包脚布和洗过的衬衫。
伊林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露出两条瘦腿，或者光着身子。虽然他的身体强健有力，但却象一般少年人那样瘦。那一次脱掉衣服游过河去的时候，他忘了这一点，因为当时只想到自己是个游泳能手。当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杰出的本领时，人们是不会注意他的身体是健壮还是消瘦的。但现在他想起了自己是消瘦的，于是便穿上了皮靴，把脏衬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然后才走出帐篷。他没有穿干净的衬衫——等洗过澡以后再穿。
第三营营长向他报告一个事故。“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一个德国人（他在团里已经待了几天了）昨天夜里留在第三营，他一清早就拿着话筒和七处的一个中尉一起到树林里去了，他们象以前一样是去招降的。两个德国军官——一个上尉和一个中尉，朝他们走来。上尉往前走，中尉却站住了。当上尉走得很近的时候，中尉用巴拉贝伦枪朝他的后背开了一枪，把他打倒了，那个“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德国人也受了伤。
“这是你们粗心大意，没有掩护他！”伊林生气地责备道。
第三营营长在报告之前先作了一番解释，当一个人说话时先开始解释，那么事情一定糟了！开始说是受了伤，结果却是死亡。而这个德国人是上面命令要加以保护的。
“我们掩护了，”营长辩白说。“三个自动枪手和他一起去的。但他们离得太远了……”
“别罗唆了。伤势怎么样？”
与意料相反，原来伤势很轻。伤在头部，但只是擦伤，已经用绷带包扎好了。问题在于这个德国人不肯到卫生营去，他还要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让他继续干吧，”伊林同意了。他放下听筒。想到这个德国人的工作可真危险，随时可能遭到射击。现在不过是擦伤，如果头稍微转过去一点——脑门上就是一个洞。
在战争期间，伊林憎恨所有的德国人，这一点和他在童年和少年时受到的教育是抵触的。根据他所受的教育，民族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所有的民族都同样是好的。然而，战争的逻辑却作出了另一个结论：德国人都是坏的，每一个德国人都这样，如果你不打死他，他就会打死你。战争使人们对所有的德国人都憎恨起来。但尽管伊林早就惯于对所有的德国人充满憎恨，但此刻他心底的另一种与此相抵触的感觉却冒了出来。这个“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德国人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感到惊奇，使他从死胡同里突然找到了出路。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亲眼看到有这样好的德国人，这一点向他证实了一种重要的东西，在战争中虽已大半遗忘、但毕竟还存在的东西。
和第三营营长谈话以后，伊林问杜德金，在他睡觉的时候谁打电话来过。
原来，第一次电话是从集团军司令部打来的，是参谋长打来的。
“是他叫别人打的，还是他自己打的？”伊林又问。
“他自己。”
伊林由于杜德金没有叫醒他，真想把杜德金痛骂一通，但感到这样不太公平，因此就忍住了。杜德金是按命令办事的：他报告说在睡觉，并请示过要不要叫醒。事先没有估计到集团军参谋长会打电话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没有理由骂他！
“没有命令回头给他打电话吗？”伊林问道。
“什么命令也没有。他说：让他睡吧。而师长命令你在七点十五分打电话给他。”
“今天我们的屠玛年倒很慷慨，”伊林心里感到很惊奇。“还给十五分钟时间让我起床和洗脸呢！”
伊林洗了睑，甚至还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大块上面撒着砂糖的面包——这是他从小就爱吃的东西，——然后打电话给屠玛年。
屠玛年先说，任务暂时还是照旧：整理内务，守住原来的阵地。
“再检查一下全部火力配系。看看在你们的前沿阵地上把火力配系向各个方向迅速转移的可能性怎样。您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伊林很懂得，“您都明白了吗？”这句加重语气的话意味着什么。
“昨天晚上我向人事处催了一下，”屠玛年说，“他们答应今天派人来接替纳索诺夫的工作。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那么我们又要有参谋长了，”伊林放下听筒后想了想。但他现在考虑的主要是另一个问题：屠玛年说的关于火力配系这句话的含意。
这几天来，他们整个师都在对被围的德国人加强压力，把他们往树林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