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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放下听筒。到底还是授了新军衔！几天前，就在莫吉廖夫解放后，从政治部传来消息，说他们方面军的几位将军要晋升军衔了。但后来没有下文，消息没有得到证实。扎哈罗夫认为要推迟到白俄罗斯全部解放以后。原来没有，没有推迟！
关于自己，他那时和现在都没有考虑。他是一个政工人员，不可能很快提升，但关于鲍依科却考虑过了：有没有授予他中将军衔呢？鲍依科仍旧只是代理集团军司令呢，这是这一次能提升为集团军司令？授予中将军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根据扎哈罗夫的看法，这样做对集团军来说是有好处的。
不知怎的，扎哈罗夫此刻并没有想到谢尔皮林生前不知道自己已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件事，而是考虑到其他事情，考虑到日常的和安葬有关的事情。既然斯大林亲自下了这样的命令，那么明晨就得用飞机把遗体送往莫斯科。应当让谢尔皮林穿着和新军衔相符的制服躺在棺材里。到哪里去弄这种肩章呢？向谁要呢？整个方面军里只有一个上将——巴久克。又不能向他要啊！
“为什么不能向他要呢？”扎哈罗夫突然想起来了。“恰恰应当向他要——巴久克有一套带肩章的备用制服。向他提出这个请求，他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别人也许还说不定，但他在这方面是不会不通情理的。在别人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会抛弃的情况下，他却亲自背着副官巴拉班诺夫逃出包围圈。象巴久克这样的人难道在谢尔皮林落葬时会不肯把自己的肩章给他吗？即使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也总是会给的……”
他这样想了以后，便马上打电话给方面军司令部。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却比什么都重要。
巴久克不在司令部。
“上您那儿去了。”在电话机旁边值班的巴拉班诺夫回答说。
“他毕竟还是抽身来了。他曾经说过，情况不允许他离开。那么，现在可以来了！”扎哈罗夫想了一下，他知道，几小时以前，又有三千人左右的一股德军从森林里出来，向友邻集团军的后方进发，方面军司令部采取了紧急措施，使他们的企图不能得逞。
“喂，巴拉班诺夫，”扎哈罗夫说。“司令有备用肩章吗？”
“有的，”巴拉班诺夫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当时扎哈罗夫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停顿。
扎哈罗夫想要向他解释，但巴拉班诺夫已经知道了这个命令。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
“这事你办一下吧，”扎哈罗夫说，“派人把肩章送到我们后勤部来。要在今晚把它缝在制服上。司令来了，就推说是我的主意。”
“为什么要报说呢，将军同志？这有什么关系呢？相反，如果我不这样做，他倒会骂我的。”
“那就这么办吧。”扎哈罗夫放下听筒，马上又把它拿了起来，他要把谢尔皮林安葬在莫斯科诺伏杰维契耶公墓的决定告诉鲍依科。
“从集团军军委里派谁去呢？”鲍依科问。“根据情况，您和我明天都不能去。”
“由方面军决定吧。依我看，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去，应该派库兹米奇去。副司令员，中将。”
“我自己也想到了，”鲍依科说。“但现在我们不必提出。等方面军司令来，我们在这里一起决定吧。”
原来鲍依科已经知道巴久克要来了。
扎哈罗夫刚结束和鲍依科的谈话，李沃夫的电话来了。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决定已经通知您了吗？”
“通知了。”
“我已把命令转告空军，”李沃夫说。“十点正以前飞机停在莫吉廖夫机场。”
“明白了，”扎哈罗夫等着李沃夫是否还要说些什么。
但李沃夫再没有说什么。
李沃夫现在刚刚放下听筒，扎哈罗夫便想起了和谢尔皮林有一次曾谈起过关于李沃夫的事。
在战争时期，人们彼此是不大多谈的。时间不允许，环境也不合适，但有时突然碰到机会，却会说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来，使你惊讶不已。
那时，在发动进攻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他们从前沿回来，谈起了炮弹补给问题，谈到在炮兵阵地地域内需要储存多少炮弹。如果把炮弹存放在很远的后方，在迅速推进的情况下，是来不及往前运送的。这时谢尔皮林突然说道：“我们向前去，很可能在莫吉廖夫地区，或者再往前，可以看到我们战前的仓库……”
接着，谢尔皮林便谈到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小路上和另一个初愈的病人——军需部门的将军一起散步的事。
那位将军在谈起李沃夫时说，在战争初期撤退时，我们在西部军区损失了很多武器库，特别是损失了很多步枪和机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李沃夫的过错造成的。
四○年，李沃夫写了一份报告，反对某些军人提出的关于把弹药和武器贮藏在比较远的后方的建议，在这份报告里，他把问题提到政治高度：他说，主张把武器贮藏在后方的想法是和失败主义情绪有关的，与之相反，他建议把武器贮藏在靠近边境的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战争，补充给养问题不会影响向我们向前推进。
扎哈罗夫听后，只是气愤地哼了一声。
而谢尔皮林却出乎总料地为李沃夫辩解说：“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的逻辑。既然他绝对相信我们一开始就会打到别国的领上上去，那么仓库当然要近一点，要不然，岂不是样样东西都得从乌拉尔运来了吗？如果根据他的逻辑来看，也可以说他是对的。”
“他对，那么谁错了？”扎哈罗夫问。
“谁错，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谢尔皮林那时说。“后来的战况表明，我们都错了，不是在这一点上错了，便是在那一点上错了。只要你回想一下，很多仗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打的！”
“什么叫‘都错了’？”扎哈罗夫反驳道。“你具体地说，假如你参加讨论的话，你赞成什么？”
“这要看在什么时候，”谢尔皮林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过程，当然能正确无误地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在那时，没有预见到战争的过程，就很难说。根据我自己对敌人力量的估计，在仓库的布局问题上我多半会持中庸态度。总之，谁知道呢……事后考虑起来，不但对自己，而且对别人都应该努力做到公道。”
“这是实在的，”扎哈罗夫心里想着谢尔皮林。“他是一直力求对别人都公道的，不但对自己是这样。”
同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在电话线另一端刚和他通过话的李沃夫和他那张三角形的脸。他又想到了自己，现在谢尔皮林牺牲了，李沃夫不会再想把他——扎哈罗夫——一从这个集团军调往别的集团军了。现在没有必要了！李沃夫认为和扎哈罗夫唱同一个调子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再没有人跟他和调了。
李沃夫说的关于派飞机的事，需要赶快去办，于是扎哈罗夫马上就去办了。他给所有有关的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明天十点钟要把装有谢尔皮林遗体的棺材装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他通知直接管这些事的后勤部主任说，上将肩章即将送去，要把它缝在死者的制服上。他命令把辛佐夫送到这里的指挥所来，并问了一下库兹米奇是否已从前沿回来。原来，库兹米奇还没有回来。他吩咐尽快把库兹米奇找到，要他回来，否则库兹米奇会在下面部队里过夜的，他有这个习惯，喜欢这样做。
他做完了所要做的事情后，又回到了刚才被打断的思路上来，他想到谢尔皮林是个公道的人。他在想到谢尔皮林的时候，还不习惯于想他“生前”怎样怎样，总觉得他好象还活着一样。当然，象任何一个习惯于行使权力的人一样，谢尔皮林不喜欢突然发生与自己的意愿相违背的事情。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变的事，他会不顾别人的自尊心而毫不动摇地加以改变。但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他又力求处事公正。他并不因为手里有权就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只有当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才不顾下级的反对，硬要他们按自己的意见去办。另一方面，如果他深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他就会尽可能运用一切办法向上级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的力量就在这里。
“是的，力量就在这里，”扎哈罗夫好象要向谁证明似的，心里又重复说了一遍。谁要是因为自己有权力就要别人向他屈服，这种人只要上面向他施加压力，他也很容易向人家屈服。这种人身上所有的不是力量，只是压力：上面向他施加多少压力，他就向下面施加多少压力。
而谢尔皮林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不是一个以势压人的人。
扎哈罗夫这样想着谢尔皮林，重又习惯地把他当作活着的人一样。
外科主任来的时候，把打死谢尔皮林的一块弹片拿给大家看，这就是说，要把它归档了，但先给大家看看。原来这块弹片在打死了谢尔皮林之后，还把古特科夫的手指打伤了，然后掉在吉普车的底板上。它完成了自己的作用，便掉了下来—一夺去了集团军司令的生命，这就是它的全部任务。
扎哈罗夫又想起了谢尔皮林躺在手术台上不自然地把脸朝着他的情景，从谢尔皮林睑上的表情看来，好象他还没有察觉自己碰到了什么事，就与世长辞了。
在别人看来，谢尔皮林没有来得及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死了。但对他本人来说，他没来得及意识到这一点，在还没来得从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就被打死，这也许倒是最幸福的死；如果说在各种各样的死亡中，也有什么幸福的死的话。
扎哈罗夫想起，谢尔皮林在今天白天，在死前不久，还跟他开玩笑说：“康斯坦丁·普罗科菲耶维奇，你坐在‘Ｙ－2’飞机里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臀部，当我们的首长乘坐‘俄罗斯胶合板飞机’①时，德国人马上会向我们的这个最无防御的部位瞄准。他们有这样的指示！”他没有想到危险，最后一次嘲笑了它。
［俄罗斯胶合板飞机——是当时德国人讥笑苏联某些型号的飞机无抵抗炮火的能力。——译者。］
最后一次使他高兴的事，是关于明斯克的消息，战斗已在郊区进行了。以后他就什么都听不到了，什么事也不能再使他高兴了，他也不会知道我们将知道的事情了。虽然，他也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不仅考虑过战争时期的问题，而日还想到战后………
扎哈罗夫想起，不久前，不知在谈到哪件事的时候，谢尔皮林说：“在战后也应当正直地生活。战争期间我们虽有很多缺点，但生活得很正直。战后也应当不比现在生活得坏。”
他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战后的生活会比战争期间差。战后，我们的生活将好得多。这是不成问题的！他指的是自己，战后，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应当把战争期间的作风丢掉。“不管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共产主义之神面前，应该是清白无暇的。”突然，扎哈罗夫想起了这不是谢尔皮林的话，而是库兹米奇在另一个场合讲到另一个人时说的话。而现在好象讲的就是谢尔皮林。
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把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