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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解放初期，一谈起我国遭受列强侵略，就归罪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说法当然是有其正确性。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论述时政却有了另一种论调，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为什么？难道经我们解放后半个多世纪改天换地的革命，比满清那时还更有必要必须用落后来作为受欺负的第一位理由吗？
要想易乱为治，必须敢于面对现实！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未必尽是，应接受历史教训，善则从之，不善则改之，这样才能真正有所进步。腐败不能全然替代落后，落后也不能全然掩饰腐败，更不能无视这两者本身就存在的因果关系。
【漫谈】易中天在《轰然倒塌的帝国》一书中写道：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注释】狎：“狭”字的假借字，狭迫，逼迫的意思。
不要逼窘人民的处境，不要压迫人民的生计。只有不压迫人民，才不会遭到人民的厌弃。
武王曾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武王又问：“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而勿夺，乐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宜也。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陆游诗曰：“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
【漫谈】网上曾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凡是经过文革的，不管是现在下岗的还是既得利益的，绝对没有人愿意再过那种日子，不说物质的匮乏，就是一天到晚担心说错话，担心被人乱打小报告（别人告你，没有法律来审判对错的），也让人怕死了。有谁愿意过那种日子，没有体验过那种生活的人，在这里唱什么高调都是可笑的，我原来当红卫兵时比你们唱的调子高多了。呵呵！
因为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
那时候只允许人用一个声音讲话。
那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有两种：革命者和反革命者。
那时候的人，如果想获得社会地位，要么必须心狠手辣，“向一切发动派发起残酷的无产阶级斗争”；要么必须清心寡欲，向“伟大的舵手”顶礼膜拜；即便你做到了这两点，你的家族中也一定不要有“革命的败类”。毛泽东时代只有毛泽东认可的人的价值，没有个人价值，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价值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每个人都是一只“革命的枪”，如果说人和人之间有区别的话，那么，这个区别仅仅在于你是否属于此，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的快乐和幸运都来源于此，若他不是，他所有的痛苦和厄运也都与此有关。这和你们俩做过了什么和没做过什么都没有多大关系，在你出生的那一刻，政治已经决定了人的命运。
毛泽东时代的人，会因为一颗卫星上天而举国人民声音一致地望着夜空抒情地歌唱东方红，而神五上天我们还有机会听到反对的声音，这就表明社会是在进步。那个时候，“永远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响彻五洲四海，现在，这样的口号没有人再会相信了，社会政治的确是在进步。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虽然这样的权利仍然没有放大到允许你作为共产党的反对党生存的地步，但是现在中国人生存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还不至于象在毛时代让人窒息的地步。即便在中国历史上，象毛时代那样的苛酷的政治气氛也是极为少见的。当然，今天的中国政治仍然不能赋予公民公正公平地实现个人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权利。“天赋人权”，何谓人权？我相信“人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有其确定的学术含义，这样的含义是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不相信“党的喉舌”对中国人权所下的结论。我必须要拥护一个党派吗？科学的结论应该是：你也可以反对这个党派，而不至于为此获罪！
虽然我个人在当今的社会中仍没有更多的任何政治权力，但比起我的父辈也已经好得多了，至少我有机会在一种公开的媒体中讨论中国的政治，这也算是社会进步之表现。我只是希望现今的中国社会政治，科学和文明的力量要大过迷信和愚昧的力量，这样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会向光明的方向前进。
【漫谈】黄苇町在中央党校讲苏共亡党十年祭中说：苏共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 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那就是“人民公仆”的蜕变。比如，干部委任制。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而且在“稳定”干部上，尽量提拔亲信，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并造成腐败的必然盛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所以，政权除了赢得其人民的信任，并服从于人民的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
【漫谈】在美国为一个平民老太太逝世降半旗时，网上有人就此评论道：
经过了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可能还会记得，就是今天美国这为之下半旗的老太太当年在公交车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而引起抗议运动时，我们曾借此大力渲染美国的种族压迫，说黑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推翻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毛泽东发表声明，数百万人上街游行集会，声援大洋彼岸受苦受难的黑人兄弟。但与此同时，五亿中国农民不但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迁移到其他农村地区的权利，自己所生产的粮食棉花还必须由政府低价统购统销，连饥荒时出门讨饭都必须从地方政府那里取得通行证。你生下来是农民，到死也还是农民。这个身份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所谓“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因此，中国当时对农民的隔离和歧视不但在性质和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美国黑人所受到的种族迫害，而且超过了南亚历史上的种性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隔离和歧视。
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它的航天和军事（这些前苏联都有）；美国的强大在于她的民主和自由！美国的伟大不在于他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惊人的发现错误和自我纠错的制度。这就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中国只会给当官的下半旗；因为国家不是人民的；是当官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
另一网民因上面之论还幽了一默：
老美真是不懂礼仪，居然给一个无官无职、调皮捣蛋的草民老太太降旗，也不怕坏了官场规矩、丢了公仆们的身价！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就此。
【注释】自知不自见：不自以为是，不自我显示。自爱不自贵：自我尊重，但不自我尊贵。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故圣人不以一己之意治天下，而以天下人之意治天下，不得自专快意而主观施为妄作。
【意译】
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时，那革命的权威就要到了。
不要逼窘人民的处境，不要压迫人民的生计。
只有不压迫人民，才不会遭到人民的厌弃。
因此，圣人自求明达，却不自以为是；洁身自爱，却不自以为尊贵。所以舍弃后者，而采取前者。
原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斩。夫代大匠斩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注释】民之争利犯法而不畏死，是由于在上之人有为多欲而然。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轻死而求利不厌。《吕氏春秋．恃君览》云：“生不足以使之，则利何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何足以禁之矣？”苏辙说：“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
【注释】使民常畏死：并非是用暴政威吓人民，而是精官简政、轻敛薄赋，使人民生活幸福，以致于人民乐生怕死。为奇：指为邪作恶。
苏辙说：（圣人）其治天下也，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所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高明说：“民不畏死，指刑罚酷苛民不聊生，则死而不畏，故云奈何以死惧之？民畏死，指教之以道，使民守法，如有诡异乱群者，依法执而杀之，故谓孰敢？”孟子曰：“以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