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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淳朴的大道颓废了，仁义礼法乃是救济的无奈之举，故为治政者，应知止勿进，以返泰初之淳朴。知止之道为何？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为法治者，应止于公正严明。不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
【漫谈】现在有些干部违法犯罪，无法无天，群众却拿他没办法，往往需要上级出面干预才能解决；行政机关的禁令、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立法机关颁布的法规，也常常不被许多个人和企业认真对待，甚至连下级政府也不能认真对待上级政府的权威；上面三令五申，下面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法制之名与法制之实间的巨大失衡，将使我们的法制建设陷入严重的危殆之中。
譬道之在天，犹川谷之於江海。
【注释】这就如同道存在于天下事物之中，就象河川溪流汇聚于大海。王弼说：“川谷之求江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比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
【意译】
永恒的道，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形象，所以只好用“无”来名其实。淳朴虽似鄙小，但天下谁也难以将其臣服。
侯王若能保持淳朴，民众将会自然宾从。
天地相互作用，降下雨露，民众无须号令自然就能够共同沾受润泽。
创设了体制，人物便各自有了名称。名称有了，便应遵从与这名称相附的行止，遵从与名称相符的行止便无危殆。这就譬如道存在于天下事物之中，就象似河川溪流共同汇聚于大海。
第三类、遵循道治国安民三大原则（下）
原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注释】无为：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无主观任意之为。
至道不损，至德不益，天道无心而随物化。《吕氏春秋》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无私为，故似无为。虚静恬淡，顺物自然，则无不为。
司马迁作《史记》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注释】自化：自生自长，自我进化。
言教不如身教。所以，明堂之治，王中无为，以守至正。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未有不以德为本者。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正己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处万事。政皆本于德，有为如同无为。
范应元说：“侯若能守道而虚静恬淡，则无为矣。万物将自化其虚静恬淡，则是无不为矣。”严复说：“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言礼，专制则用刑。“
【漫谈】刘晓波在《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是有敌人》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诞辰110年，各路毛派和某些商家怀着各自不同动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而大出风头。毛家亲属也纷纷出版回忆录，盛赞作为伟大领袖和慈爱父亲的毛泽东。然而，他们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对绝对权力的贪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被现政权定性为“浩劫”的文革，他们也要“子为父隐”，至多说几句“好心办错事”的搪塞之语。
事实上，被捧为“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恰恰是把所有人都打入地狱的恺撒；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刻，站起来的只有作为奴隶主的自己一人，而其他人，包括他的战友，全部作为奴才跪拜在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的歌词，应该改为“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
我曾翻阅过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图书虽然经过精心编选，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我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脑中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便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五一”节口号确定；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审判的具体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行文修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 。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一个极权者手中的一支毛笔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为，毛泽东把所有人都作为权力的工具和敌人，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到远隔大洋的美帝，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到低级的麻雀。在毛掌权的二十七年内，连续不断地全国性整肃运动，毛大都要定出敌对分子的百分比、甚至要亲自圈定杀人的比例，比如在镇反时期、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毛所圈定的敌对分子比例大都占全国人口的5％以上，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论，5％最少也要有几千万人，加上受到株连的亲属、朋友、熟人等，其比例之大几乎搞得人人自危。仅50年代胡风一案，受牵连者就高达上千人；50万右派会牵连多少无辜者，没有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来；文革时期的全面内战中对“九种人”的整肃，受牵连的人数不会少于上亿。在毛泽东与人为敌的极权政治中，既有太多的国人被制造为敌人并消失在阶级灭绝之中，也有太多的“亲密战友”被打倒、被羞辱之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最典型的例证是靠吹捧毛泽东串升为钦定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林彪。
同时，除了不断地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之外，毛泽东对他依靠的力量——工农大众——也充满蔑视性敌意，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再造共产新人运动，就是毛泽东蔑视民众的最好例证：不相信民众具有自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而必须由伟大导师的引导才会生活。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有敌人？为什么“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敌人？答曰：只因为他是极权者。
只要是极权者，眼中就只有权力，再无其他“，一切向权看”便成为其信条。他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他，统治逻辑和做人逻辑的合一， 更是绝对权力的炫耀，与造核弹、放卫星、大阅兵、搞运动的广场式炫耀，本质上毫无区别。
极权者是人类中最贪婪最自私的个人，因为他把最大的公益资源——统治权力——据为己有，不让任何人与之分享。而对绝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制造出难以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在限权的自由制度中，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那么在滥权的极权制度中，就只有敌人而没有对手，或者说，为了权力的获取和扩张，极权者会把所有的对手视为敌人，不惜以任何手段消灭之，既可以翻云覆雨、心口不一、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也可以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
本来，权力是手段，公益是目的，而极权者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把权力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把公益当作维护权力的手段。至少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才是毛的动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毛泽东政治的真相。
1949年之前，他要夺取全国政权，首先就要夺取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所以，在延安时期，他为保存实力而向国民党妥协，口头高喊抗日而实际上尽量避免抗日；他让在国统区的中共喉舌，尽情高歌英美的制度及其政治家，高喊“要*****”、“要自由”、“反独裁”，而在中共统治的所有地区却实施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通过整风运动进行党内清洗和树立个人极权；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一面高喊“反内战，要和平”，一面派出精锐部队抢占地盘；战局不利时他就和谈并签订停战协议，有利时他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后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成为万众仰慕的“大救星”。
1949年之后，他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满足其权力扩张的野心，他要统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对权力，所以，他对内不断地发动清除异己的运动，宁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宁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发动文革来清除一切臆想出的绊脚石。他对外要充当世界领袖，宁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大慷国家和人民之慨，向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政权输血。他还要充分享受一言九鼎的权力虚荣，让民众学习他的思想、配戴他的像章、高举他的语录，无数次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向他朝拜；他让所有的高级奴仆（党内高官和社会名流）为向他争宠而进行效忠表演和相互之间的残酷竞争，不厌其烦地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刘少奇的羞辱和对郭沫若的玩耍，可以作为毛泽东的开心游戏的代表。
毛为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而滥用权力的结果，不仅使国家在物质上的贫困，更使整个民族的人性堕落，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毛时代的人际关系，纵向是主奴，横向是狼羊，每个人都参与向毛的献媚和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而冷酷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众多的幼稚、淳朴的热血青年被蒙蔽而误入岐途。
凡极权者皆有惟我独尊的狂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毛的狂妄，不仅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权力狂妄，而且是自视思想顶峰的知识上道德上的狂妄，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就是这种狂妄的典型表现：“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是权力狂妄，“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是精神狂妄。
权力狂妄表现为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垄断权，通过全盘公有化来彻底剥夺民众的私产及其财产权，通过深入到每个社会细胞的组织实施完全控制，彻底剥夺民众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精神狂妄表现为思想上道德上的绝对垄断权，通过对“道统”解释权的独断来剥夺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