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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是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那坏主子。所以，要建立一个好政府，必须有道德品质良好的优秀人才不可。因此，廉洁和正直不应是对公务人员奢侈的品德要求，而应是必要的条件。不论政治体制似乎有多好，德薄才疏的领导人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公务员一旦腐化，制度则更将无法名副其实地运作。而且，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腐败泛滥迹象，它所吸引的，就不是能帮助国家昌盛发展的人才，而是那些卑鄙无耻、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
相反地，有好些社会，尽管似乎形式上缺乏良好、健全的政治体制，但却因为有了品学兼优的领袖当政，管理得反而很妥善。例如文景之治、唐朝盛世、康乾盛世，你能说那时不是封建独裁制度？故而，贤良方正、识时达务之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衰败。而且，执法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形象、以及通过塑造善良习惯的立法来使公民们为善，并可引导他们在善行里发见快乐。但显然地，执法者的形象和其立法也同样可以使青年人的品行变得恶劣。
【漫谈】现在报刊、广播等媒体在谈到一些不正之风时，常常号召人民“从我作起”，也许其言论者之衷心令人钦佩，但在一定意义上讲，他却无异于始作俑者之同谋。因为他的这种说法，混淆了害人者与受害者的界限，掩盖了“官风乃民风之源”的事情实质，客观上他无疑是在为应该承担其罪责者开脱。
一般来说，社会对老百姓的基本要求是遵守法律，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是必须遵守纪律外还要遵守道德，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用社会公德要求老百姓，也不能只用遵守法律要求官员－－这是治理国家的起码常识。
社会公德能否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基本前提是公职人员能否成为道德表率。公职人员道德水平决定了社会的道德水平，要想提高社会道德整体水平，必须把对公职人员道德监督、道德批评作为头等大事认真对待。因为公职人员是由全体纳税人养活的公仆，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他们理应受到公众监督。而且，由于公职人员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很容易牟取私利。正如赵本山小品中所说，我就从来没收过礼，…我就是想收，也没人给我送呀！因此，媒体应当把焦点牢牢锁定在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上。使公职人员时时感到有万千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出圈越轨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以致身败名裂。有了这样的舆论环境，公职人员才可能恪守职业道德。
现在的问题是，公职人员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监督，道德水准普遍低下。随便列出一些官职，恐怕在全国范围内很难找出敢让检察机关清点家产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消耗大量媒体资源为极少数的所谓的先进官员宣传造势，不仅是做无用功，而且由于社会关注的转移，会使道德败坏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
对老百姓的道德问题，媒体更应该做的是隐恶扬善。因为，一般来说，老百姓的道德属于自律问题。由于老百姓的不道德行为很容易给当事人带来利益或名誉损失，也就是说，社会能够作出自身调节，因此没有必要浪费媒体公共资源。可官员就不同了。从目前体制来看，老百姓根本没有可能或机会来监督官员。正常反映问题等于引火烧身，上访成本极高且难达到目的，所以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而且，由于我国公民还没有成为权力主体－－不能通过直接选举任免官员－－官员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到眼里。
老百姓对官方监督，和官方讲理，最佳渠道莫过于媒体。不道德官员最害怕公开透明，把事情摆到桌面上。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媒体监督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监督。然而，由于我们媒体长期以来充当喉舌，俯首贴耳听命于权力，屡屡沦为贪官污吏吹鼓手。在目前情况下，指望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还是国人一厢情愿的白日梦。但是，既然党中央决定努力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媒体就有必要下点真功夫。要把暴露官员不道德行为作为媒体的主要职责。道理很简单：官风正了，社会风气才能正。官员道德水平提高了，社会道德水平自然水涨船高。
【漫谈】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说：“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其如此。在民主国家，每年都有曾被委托行政者的权力被收回，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
【漫谈】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漫谈】官僚机构腐败，政府官员贪污，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视为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毅然决然地铲除了这一危及国家政权生存的瘤疾。这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他们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治理腐败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刑可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建立了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
李光耀强调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李光耀把廉政建设纳入国家法制轨道。新加坡政府颁布的《反贪污法》的最大特点是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的操作性，这一方面可以使执法人员能迅速公正地断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无空可钻。另一大特点是对“贪污” 定义范围宽，惩罚严厉。“贪污” 包括任何以金钱和非金钱形式表现的利益、好处；法律规定，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部分“多余”的财富就可以当作贪污的证据而受到指控。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刑；违法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公务员必须遵守财产申报制度。每年7月1 日，公务员必须向所属部门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和收入情况。在审查中，如果发现其财产来源不明，贪污调查局就要进行调查。一旦查到证据，即送法院处理。财产申报以后，如果有增长，必须说明增长的原因。如果说明不了，即视为贪污。隐瞒财产不报的也要判刑。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的问题，政府规定更严格。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价值的馈赠，如果情况特殊，无法拒绝，当事人必须将所接受的礼品立即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按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和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每个职工可享有相当于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在如此严厉法律面前，有几个敢冒此风险因贪小便宜去吃大亏的。
新加坡严密的惩治腐败制度，对公务员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震慑作用：一是恐惧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二是恐惧个人人身自由的丧失；三是恐惧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不敢贪” 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新加坡反腐败成效显著，被赋予广泛特别权力的贪污行为调查局功不可没。贪污行为调查局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治贪机构。它直属总理办公室，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它的特别权力包括：
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办理逮捕证便可逮捕涉嫌贪污受贿者、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证据和被怀疑已触犯《反贪污法》条款有关者；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无需公诉人的命令，便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警方侦察调查的有关特别权力来调查贪污受贿罪；
有权入室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物或其他罪证的任何银行存款、股票或银行保管箱等；
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雇员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内部资料、材料；
要求涉嫌贪污受贿者对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说明来源，不能作合理解释的，有权将其提交法院判罪。
贪污行为调查局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行为跟踪。对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的工作人员，贪污行为调查局有权暗中派人跟踪，调查他们的日常行动。行为跟踪制度能够及时地清除不法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虽然有人对此特权提出异议，但新加坡领导人认为，防止国家被少数败类所腐蚀则是首要问题。
以上新加坡的这些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操作性的反腐败方法，我们为什么不能施行？这种样板，我们为什么不借鉴？人民能够谅解失误，但绝不会同情腐败！政权如非要体现自己胸怀的博大，给腐败者退职金将其辞退，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为什么非要养恶遗患，让其在官位上继续祸害百姓？
我们国家的有些官员，为什么敢于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因为他知道，只要不是倒大霉正巧撞在了有点铁面无私上司的枪口上，人民是拿他没办法的。他手中权力的变化，只是主座偏座的曲别，掌这权或是掌那权的曲别，最不走运，也就是不到年龄便让提前内部退休罢了。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释】莫之令：无须号令，任其自然之意。自均：自然均匀。
天地相互作用，降下雨露，民众无须号令自然就能够共同沾受润泽。圣人治天下，也应则天行化，用宏观调控来营建适宜的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使百姓各安其居，各乐其乐，任意自便，休养生息。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注释】始制有名：谓淳朴之风散失后，开始各立官长为之管理。止：止境、限度。不殆：没有危险。
既然淳朴的大道颓废了，仁义礼法乃是救济的无奈之举，故为治政者，应知止勿进，以返泰初之淳朴。知止之道为何？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