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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多钟，我陪史密斯太太从天坛公园出来。可能是连续几天的观光让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感到了疲劳，一上车，她就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
“于小姐，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快到宾馆的时候，史密斯太太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
“你相信上帝吗？”
看来史密斯太太一点也不感到累，刚才只不过是被天坛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所感染。
“不。”
我接着说：“不过，我很喜欢上帝。”
“为什么？”
史密斯太太睁大双眼看着我，那神态不像个中学校长，倒像一个稚气未尽的女中学生。
我告诉她，小时候我家旁边有座小教堂，放学之后，特别是星期天，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教堂里去玩。我非常喜欢听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声，因为它们是那样悠扬清脆；我喜欢看教堂里的壁画和雕塑，它们是那样精致而神秘；还有，我喜欢教堂里那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尽可能找一些比较适当的词汇表达我的意思。
“不过，你从来就没有做过祷告？”史密斯太太问。
我回答说：“是的。”
“那么，你实际上还是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
我礼貌地点点头。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到底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想过这类形而上方面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想这么复杂深奥的问题呢？
史密斯太太慈祥地笑了笑之后，说：“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开始慢慢相信上帝了，相信上帝确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越容易相信神灵？不仅史密斯太太，中外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写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名句的李叔同先生，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年时候，他也是个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新新人类”，到了中年以后，就削发为僧，皈依佛门，其心志之坚，让人感慨万分。按理讲，人的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把这世事看得越透，为什么反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呢？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
我喜欢上帝（2）
…
到长城饭店大堂，我与史密斯太太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准备返回公司。道完别，她突然问我：
“于小姐，你会玩桥牌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会玩一点点，但很久没玩了，不过，如果她很想玩的话，我可以帮她的忙。读书的时候，爸爸喜欢打桥牌，经常请朋友来家里玩，我耳濡目染，偶尔也跟他们玩一玩。
史密斯太太告诉我，她这次来中国之前，她与史密斯先生打了两个赌，一是爬到长城的最高处（其实没有），做一回“好汉”；二是在中国玩一次桥牌，带个“大满贯”回去。我马上补充说，一定是个“ｒｅｄｏｕｂｌｅ”的“大满贯”。听我这么一说，史密斯太太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俩心灵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回到家里都快九点了，爸妈都还在看电视。我一进门，妈就兴奋地告诉我，我舅买了辆帕萨特，今晚他自己开车来我们家了。爸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住的地点离公司才几步路远，买车纯粹是让钱烧的，想摆摆阔气而已。我不想听他们议论这个，到爸的书架上找了几本原版的英文桥牌书。尽管我平时也利用金山词霸，读一些英文和日文的原版书，不轻易放弃外语的学习，但是现在不看看桥牌方面的书，恐怕连ｃｌｕｂ、ｄｉａｍｏｍｄ、ｈｅａｒｔ和ｓｔａｒ这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家庭轿车早已不是财富的象征。同样，英语也不再是可用来炫耀的资本。英语，对于现在公司里的秘书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工具。打电话，上网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接待外国客人，哪样不需要英语？不懂外语的秘书，就像囊中羞涩的人走在王府井一样，永远会有自卑感。
但是，家庭轿车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作用远不是一种日常代步工具。有了轿车，可以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空间的半径，增加更多的交流时间，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英语也是一样，它不单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它是一种你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进行交流的语言；特别是从互联网上，你能结识更多的朋友，获取更多的信息，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有些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机会。
上个月，日本大阪山田公司的竹下先生来我们公司，商讨合资在西北某省会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事。一开始竹下先生非常挑剔，说工业园区这个不行，那个不够，孙总告诉他必须得适应现实。几天下来，进展不是很大。孙总认为竹下先生固然有压价的考虑，但也与竹下先生为人相当固执有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用日语问竹下先生，他的老家是不是东京的，他很警惕地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听他说话的口音猜的。我说日本人发音的口音与我们中国有些相像，中国江浙一带的人说话声音轻而清；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则重而浊，很容易分辨；日本关西地区的人说话也是轻而清，关东的人则也相对重而浊，所以也很容易分辨。说着，我模仿大阪小女孩说“ありがとぅござぃました”（谢谢）就像唱歌一样；之后，我又压着嗓子模仿关东老年男人，说了句“ありがとぅ”（谢谢），则有些像沉闷的雷声；由于我的日语老师也是东京人，所以我猜竹下先生也是东京人。
听我这么一说，四十来岁的竹下先生马上显示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式的激动，向孙总称赞我的日语是“江户っ子”（即正宗的老东京口音），说得我连说了几次“はずかしぃ”（不好意思）。下午，笼罩在我们谈判桌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竹下先生当场同意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说立即向总公司汇报，连孙总也感到非常意外。
英语，是搭乘我们与这个时代一起前进的轿车。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对于我们秘书来说，我想那就是英语了。
…
我的饼干（1）
…
六月某日
一上班，公司所有的领导都到昌平的工厂去了，科长、孟姐和托尼也都去了。不可思议的是，整个上午，秘书科不仅没有一个外来电话，连一个公司内部电话也没有，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秘书科为了招待客人，平时都准备了一些龙井茶和比较好的咖啡。艾丽丝带头，各取所需，自己招待自己。难得的清闲，大家从流行的发型聊到明年手机的款式，各抒所见，天南海北，像个三八妇女节的联欢活动似的。十点多钟，研发部的王伟来找珍妮，当他俩在走廊上说话的时候，玛丽发起了有“奖”竞猜活动：到底是王伟在追珍妮，还是珍妮在追王伟……
中午吃饭的时候，珍妮告诉我，说刚才玛丽和艾丽丝差点吵起来了。艾丽丝平时负责公司领导出差订机票，最近机票销售处奖励了两张到三亚旅游的机票，玛丽说艾丽丝应该把两张机票拿出来，让秘书科公开处理，不能一个人独吞。珍妮就说玛丽是个长舌妇，上次将财务部部长隆胸的事搞得沸沸扬扬，就是玛丽嚼舌头嚼出来的……珍妮说着，自己也生起来气了，让我这个做师姐的说说玛丽，舌头别伸得太长了，老是无事生非的。
我心里一阵苦笑。这种事我能管得了吗？有句土话说起来很难听，却非常有道理：鸡鸭多的地方屎多，女人多的地方话多。唠叨是女人易犯的通病，而且反反复复，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一直唠叨个没完。自己倒是舒心，别人的情绪却给搅得乱七八糟。当然，有些人也没把当秘书看成是一件正事，她不东家长西家短的，就会觉得自己闲得慌。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说三道四，这固然跟一些人气量天生太小、心眼太重有关，但是与职场竞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也很有关系。总有人在心里猜疑：“为什么张三总是和我作对？真讨厌！”、“同事们一聊天，李四就知道和我抬杠！”、“阴阳怪气的王五麻子总爱到领导那里打我的小报告！”……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家在社会有一定的知名度、形象不错的跨国公司，不仅办公条件和待遇不错，晋升和培训的机会也不少，外面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们的位子，而在公司内部，又有多少人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每往上爬一级，多得的真金白银那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状态下，人能没有危机感，没有心理压力吗？有了心理压力要宣泄是正常的。这种事谁能解决得了？
可是，秘书部门又不是普通的部门，老是这么吵，看了让人着急。如果是其他科室，内部有矛盾，关起门来，怎么吵都行，不太会影响其他的科室。但是秘书部门不行，由于你是公司内部的管理神经中枢，引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不影响其他部门：两个秘书之间的争吵，不仅有可能给公司的正常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让一些科室的人产生错觉，以为她们之间的争吵，实际上是代表着她们的领导在勾心斗角，让本来就已经很微妙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实，同事之间，有那么多问题需要争吵吗？当我们准备责怪或指责自己的同事的时候，如果首先自我反省一下，那么许多争吵连你自己都会觉得可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上海出差，由于飞机晚点，四点多钟的飞机拖到七点多钟还不能起飞，为了打发时间，我买了一本杂志和一盒饼干。我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专心致志地看起杂志来。突然间，我发现我身边坐着的一位青年男子，正毫不客气地拿起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座位上的那盒饼干吃了起来。这太不讲理了，但我又不想像个泼妇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争吵，便当作没看见。过了一会，我确实有些饿了，便也从盒里拿起饼干来吃；我装作看手表，用眼角的余光看看那个人，他居然也同样地看我，我心想：“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怎么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每吃一块饼干，他也跟着吃一块。一盒饼干很快吃完了，我想：“你吃了我那么多饼干，怎么连声谢谢都不说，真是脸皮太厚！”听到登机通知后，我急忙把杂志往包里一塞，拿起行旅，直奔登机口，心想像他这种人，但愿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碰到！飞机起飞后，我又开始找那本没看完的杂志。突然，我看见自己的那盒饼干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包里！我愣在那里。我真想下飞机去找到那个我以为“偷”吃我饼干的人，衷心地对他说一句“对不起！”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如果说有人没教养，那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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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饼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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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道这样“瞎猜”的事情还少吗？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责怪或指责自己的同事之后，我们发现错了的是我们自己；而我们之所以去